第一块样板

“红灯年”，1963年可以打上这样的标注。

可怕的三年饥荒过后，这一年再度迎来了丰收。此时，一家三口却不是一家人的传奇故事正在当时的流行读物《电影文学》上刊载，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们经常会写信到编辑部阐述自己的想法，这一次则有上万人提出了同样的修改要求。

写信的人们要求剧本中的主人公李铁梅不能死，《电影文学》的编辑们将这一意见转告了作者沈默君，后者随即将结尾更改为李铁梅与柏山游击队汇合，并且彻底消灭前来追赶的日寇的光明结局。有记载证实，后来毛泽东也比较欣赏改后的结尾，他在看完此戏的最初演出时，曾说:“我原想李玉和一家三口都不要死，否则看了太悲，但那时的情况又确实如此，敌人对我们太惨，很厉害，都改掉了可能不行。”后来的改动中，李铁梅传承革命火炬就水到渠成。

此剧本在这一年被长影厂拍成了电影，导演于彦夫觉得剧本名字“革命自有后来人”过于直露，于是大笔一挥，去掉“革命”二字，改为《自有后来人》。不过，这两个字总有一天又会重新回到这部戏的前面。

在1963年，这样的故事是新鲜的，此戏一炮而红，成为1963年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那时候尚无知识产权一说，于是各地文艺团体、剧种本着革命无先后的态度，纷纷改编此剧。长春电影演员剧团近水楼台，先改编成话剧，取名《红灯志》，上海沪剧和中国京剧院改编本都叫《红灯记》，也有的取名叫《红灯传》、《三代人》和《一份密电码》的等等。

京剧版本在哈尔滨公演后，又恢复原名《革命自有后来人》，此剧演出时轰动一时，每当夜晚降临，位于道外小六道街的剧场，人头涌动，天天爆满。此后，国家总理周恩来也在巡访时看过了这出现代京剧。而曾在东北做过地下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剧本提出了一个改动:根据当地铁路工人的住房结构，李铁梅是不能从火炕炕洞到邻居家的，于是被改为从后屋的小窗户钻到邻居家院子里。这个细节可以说明在当时的中国，一部与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都会引起下至百姓，上至最高领导的关注。

哈尔滨京剧院的成功演出，使得上海的爱华沪剧团受到启发，他们迅速将《革命自有后来人》又改编为革命现代沪剧《红灯记》，并于同年在上海进行了公开演出。正在此地疗养的江青看到了沪剧本，这位颇具艺术细胞的演员当即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江青就是在1963年2月于上海观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后，开始进行“京剧现代戏”的改革的。

1963年国庆节后，江青将《红灯记》的改编任务交给了林默涵虑，林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他随即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让其在中国京剧院组成排演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演出阵容，确定由李少春扮演李玉和，杜近芳扮演李铁梅，高玉倩扮演李奶奶，袁世海扮演鸠山。不过林默涵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里却这样写道:“《红灯记》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由艺术家们通力合作所产生的心血结晶，其中编导阿甲同志起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而关于这点，阿甲亦在文革后审判江青的法庭上，揭露真相时，“江青哑口无言”。

回到1964年，在戏曲观摩大会上，却有两部《红灯记》同台竞技。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和中国京剧一团的《红灯记》，两出现代京剧同台比武，演员精湛表演各有千秋，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而由翁偶虹、阿甲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则甚至在1965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刊《红旗》杂志上。

但是，此类同题竞争好景不长。有一天，江青突然将两个剧团的演职人员召集在一起，下达了“三停”决定，即:“哈尔滨市京剧团演出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要停止巡回演出，唱片要停止发行，对外要停止辅导”。她还说:“只能有一个剧本，只能有一个《红灯记》”，要共同改编这个戏，剧本也只能叫《红灯记》。并强调要去上海，专门去观摩、学习、改编沪剧《红灯记》。她在与云燕铭谈话时说:“你（指剧中铁梅）只能是二号人物，要给一号人物李玉和让路”。

《红灯记》按着江青的意思，再度改编后，已经是大动干戈了。到了1970年的演出本，地域、关系、部分台词都做了重大改动，如:发生地“东北改成华北”，“东北抗联改成八路军”，“龙潭改成龙滩”，“北山游戏队改成八路军柏山游戏队”，最明显的改动是将“北满机关的交通员改成共产党的交通员”，其原因是刘少奇曾任过中共满州省委书记。

在成为一身正气，刚直不阿的“李玉和”之前。电影《自有后来人》中赵联演绎的李玉和就如同一个普通铁路工人，跟身边的人没有两样，而且，他还有个平常人的毛病--好喝上两口。银幕形象则是胡子拉杂，不修边幅，有时还常挨母亲的训。

“电影版”的李玉和颇似真实生活中工人的身份，但这样的李玉和远远没有高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