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刚健、挺拔，没有一丝缺点的李玉和是如何诞生的呢，修改就成了关键。“修改”是样板戏的一个重要特色，某些样板戏的重新修改甚至导致作品的整体结构发生逆转。样板戏虽然是作为一次京剧“革命”，对传统京剧的形式做了相当大的创新与改造，但这种改造其实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意识形态的需要。

这种修改实际上并不仅限于台词，还包括情节、结构，甚至主题。修改后李玉和完美无缺，类似的还有高大的杨子荣，真实的杨子荣瘦高，留着八字胡，如果把头发弄乱，确实不用化妆就可混入匪帮，因为他太像是一个土匪了。但为了艺术，杨子荣也得光荣献身，改头换面，英气逼人。

在1967年前上演的《红灯记》中，送信给李玉和的跳车人中弹受伤死在他家，所以李铁梅原来的唱词是:“听罢奶奶说红灯，言语不多道理深。我看到，爹爹不怕担风险，表叔甘愿流血牺牲”。但在之后的修改本中，跳车人只是摔晕了，到李家后就清醒过来走了，免去了李家如何处理尸体的难题，并把那唱词改为“爹爹表叔不怕担风险”。

《红灯记》前后改动达两百余次之多，在样板戏的修改过程中，还发动了群众参与。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红灯记〉的两处修改》的启事，称根据一些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对《红灯记》作了两处修改。其中之一是将原来“李玉和救孤儿东奔西藏”改成了“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文章还写道:“广大劳动人民”认为，这一修改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仅使李玉和行为的目的由“救孤儿”的稍嫌狭隘飞跃至“为革命”的崇高境界，而且使他的形象由“东奔西藏”的近乎狼狈一变而成为“东奔西忙”的高大英勇。

据刘长瑜的回忆，郭沫若也曾经亲自为剧本改词,他把原来一句'不许泪水腮边洒'改成了'不许泪水腮边挂',一字之易,但念唱就显得更加铿锵更加有韵味了。正因为如此，刘长瑜一直坚持《红灯记》是集体的智慧。周恩来也经常来看，刘长瑜记得排练时总理经常过来看一看，发表一些意见，原来剧中反映的是“东清铁路大罢工”，总理建议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京汉铁路大罢工。

从一份时间为1967年8月2日的“审查京剧《红灯记》时的指示”，则能具体看出江青和康生、周恩来以及钱浩梁（剧中李玉和扮演者）讨论修改意见的过程，他们的话题涉及到细节的剧情，以及某些很有意思的政治考虑，不妨把最后一节原样抄录如下:

康生:《红灯记》有一个问题，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没有解决，跳车人死了李玉和怎么处理的？

江青:观众不会追问这些的。

康生:没有看见出葬，埋在屋子里了吧。（总理和江青同志都笑了，众笑）

总理:有人问我，我就这样回答。还有个问题，过去我给你们这里一个人说过，现在再说一下，那边娃娃哭了，这边铁梅叫一声:“大娘，我给你们送东西”。这样就合理了，也可以敲一下墙，表现李家邻居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江青:有些地方是不合理，铁梅放风应该到屋子外面去。

总理:有个小院才好，东北都是小院子的。

江青:现在在屋子里说话我总感觉外边都听见了，景应该考虑重新设计，那样舞台上的东西就挤满了。困难，细推敲，什么戏都事多了。鸠山的音乐不搞好就先不要改。

钱浩梁:第四场我们有个想法，把鸠山的四句唱去掉，叛徒不打当场招供，就更暴露了叛徒嘴脸。

江青:叛徒当场招供，可以考虑。

总理:没打就招了，和后边李玉和被打，宁死不屈是个明显对照，这样好。

江青:六场乱，要恢复原来的，减掉一些鸠山的东西，一下子不容易解决。“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几句就请康老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