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之青春与祖国——

遥望、眷恋、民族国家焦虑

“我的这一切言行，可能有一个总的背景:我离开得太久了。”

“我记得我第一封信写给阿城，写了飞机降落在旧金山机场——第一次望见高速公路，望见无数小汽车哗哗地开，金色朝阳照亮每一辆车身。……还写第一次在卡内基厅看帕尔曼小提琴演奏的印象……我就很激动地写，抽筋似的。”

这是1982年。在“厕所不臭、花儿不香、到处是没有任何味道的味道”的美国，陈丹青抱着“出来看看美术馆，看看原作”的简单想法，开始认识西方绘画的根脉；从19世纪假想中被猛地扔到“后现代”，开始一边学习一边谋生的“自动边缘的生活”。

另一方面，陈丹青遥遥地密切地关注中国主流之动变。途径之一是与国内作家朋友阿城、王安忆等密集地通信……“关于祖国的”只言片语都很容易让陈丹青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我记得到美国第二年，1983年，在《纽约时报》上看见一张黑白照片，是报道山东潍坊县举办国际风筝节，一群人拥挤着、欢笑着，仰望天空，我一看，几乎要哭出来:他们笑着，一脸苦相，那种长期政治磨难给每个人脸上刻印的苦相。要是我在中国看这照片不知会怎样感受，可那时我是在纽约，天天看见满大街美国人的集体表情，那种自由了好几辈子的集体表情，忽然看见我的同胞！我不知道是难受还是宽慰，总之心里委屈，为几代人委屈:他妈中国人不闹运动了，知道玩儿了！放风筝了！”

1982年，陈丹青29岁，出国；2000年，陈丹青47岁，回国。这中间，是记忆，是想象。“我的师尊木心先生说，我们都是带根的流浪人。这个根，就是记忆。以前的生活突然中断了，国外找不到连续的生活经验，无法衔接，你就得自己分泌一种东西，活在其中。”

这记忆，是动荡的青春、是苏醒的祖国。

是——从“插秧回来，涮干净指缝里的血，捧读普希金”的知青，到与不三不四的艺术先锋过从甚密的半官方画家——漫长而动荡的青春；是——邓小平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美建交、中越战争、《今天》创刊、星星画展，是唱起了“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新一辈”的刚刚醒来的祖国。

然后，新世纪的归来。“很快发现‘个人’又被融化了，变成一个期待被策划、被消费的状态，譬如‘双年展’，出版商，音乐包装啊，一切变成兑换、交易……所有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巴望自己尽快卖出去。”

曾经嘲笑的东西忽然没有了。 “我向来讨厌文化激进主义，但那种激情，那种反叛意识，天真，热诚，信念……都他妈给大家主动掐灭了，活活吞咽下去了。”

陈丹青失落。昔日的愤青同志今天都早已“学会调整”，日子过得“好好的”。18年后“我们国家的事物”和18年前他刚到美国时“他们国家的事物”原来差不多——“空调、房地产、股票、期货、别墅、轿车、高速公路、跨国公司、总裁、雇员、咖啡馆、健身房、高尔夫球场、会员俱乐部、豪华宾馆、好莱坞大片、超级明星、‘绯闻’、隆胸、变性、‘小姐’、抢银行、资金转移、肥胖、厌食、厌倦、无聊、压抑、紧张、婚外情、私生子、单亲家庭、毒品、艾滋病、心理医生……

“我发现，在亿万同胞行为习惯的无数变奏与翻版中，伟大祖国安然无恙，并继续迸发着比那个疯狂年代更疯狂、更强大、更莫可名状的生命力。”

多年前从报纸上剪下“潍坊风筝节”照片并保存多年，多情如陈丹青，当他终于归来，当然亦逃不过动容的时刻:在南京，夜凉的街角，陈丹青“吱呷”从自行车上迈下一只脚，递给卖茶叶蛋的老太太一块钱，“一块钱三，两个七毛。”“两个。”陈丹青接过茶蛋，抬脚踏车走人——可身后，他听见老太太的吆喝——“还差你三毛呀，哎呦，谢谢了，谢谢了。”

“当然，这不算什么。”中国人的记忆里难道不有比这更悲凉更酸楚更绝望的时刻？陈丹青说出这细节，旋即以另一个细节克制自己的感情:“这不算什么。小时候闹‘文革’，你上街，常常会看到几百个人围着一个人痛打、吐唾沫，拖过几条街。有时候你发现是儿子在打父亲，或者妻子与众人一起打丈夫，那时，瓯打亲属是革命举动，是自我保护，是集体的疯狂……以塞亚·伯林幼年遭遇俄国革命，目睹街头人群瓯打警察，终生以哲学剖析历史。我们也目睹多少悲惨，至少在我，什么都没做，什么也做不了。”

陈丹青，中年文艺份子陈丹青，先天着一代人严酷粗暴的经历、后天着一个人温柔细腻的修养，因为忧患的家国、因为审美的自我——愤世嫉俗、欲罢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