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与劳改犯遭遇

劳改三队有两个阵营，一个是上海学生，一个是劳改犯，桥归桥，路归路，这两批人马互不往来。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有一天，小队长王海宗，周俊和，我及几个同学在地头遭遇到劳改犯了。他们穿着黑色的棉囚服，腰上系着绳子，坐在地上，围成一圈，看样子在休息。猝不及防的相遇，使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打算原路退回，不料有个犯人很客气地喊住了我们：“不要怕，不要怕！我们组长也是上海来的大学生！”

我们不约而同地收住了脚步。果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很友好地笑着，朝我们点点头，脸上挂着书卷气，虽然是犯人，但有点超众脱俗的风度。

见我们有说话的意思，另外几个犯人立刻来了“情绪”，一个穿破棉袄的犯人，一脸的淫笑，猥琐地小声问道：“上海现在还有窑子吗？”

“窑子”这个名词，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是陌生的，我问了一句：“你说什么？”

那犯人来了劲，满脸通红，伸出手，比比划划地说：“窑子！窑子呀！”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把我们问住了，僵在那里，空气有点紧张。

那个组长不屑地解释说：“就是妓院。”

“对对！妓院，妓院！”一谈到女人，那个发问的犯人，像被电打了一样，兴奋起来。

王海宗比我们大，思路比我们清楚，他很愤怒，大声对那个犯人说：“勿晓得！”回头对我们说，“走！”

我们赶紧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

王海宗愤愤地说：“怪不得这些人要劳改！到现在了，还在想妓女！”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就是！让他们在这里登一生一世吧！”

这是我们与犯人的第一次遭遇。

第二次遭遇，是大打出手，地点是伙房。

劳改犯也有送水送饭的人员。那是一个四川人，个子矮小，獐头鼠目，其貌不扬，说话的嗓门却很响，穿一身脏西西的囚服。

那天食堂里有荤菜：羊肉炒白菜，双方展开了“争夺战”。谁都想往自己的铁桶里多盛一点。我与“小宁波”周惠民同时用身子挤那个四川人，把他往铁锅边往外挤，“两对一”，我们占优势。

《三国演义》上说：“两军相争，各为其主”。我们的“主”是上海100多个同学。我们想让同学们多吃点肉；同样，那个四川人的“主”是劳改三队的犯人群体，他也想让他的同伴多吃肉，可是肉就这么一点。你多吃了，我就少吃；我多吃了，你就少吃，谁肯往后退呀？四川犯人看打不到肉菜，就急了，大声吼起来：“你们怎么不讲理？把菜打完了，我们吃啥子？”

“谁不让你们吃？有本事你打呀！”

说着，双方争起勺子来。好一个小宁波，抽出手来，对准那个四川犯人，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啪——！”好响，好重，好狠，好凶！

那个四川人丢下勺子，捂着脸，惨叫一声，落荒而逃。

我和小宁波得胜而归！相视一笑，装满了肉菜，挑起来就往地头飞跑！

小宁波为同学们能吃好，犯了纪律，被于指导员批评了一顿：“犯人有错也不能打呀！这是党的政策。”“小宁波”一生都没有忘记这事，2008年10月11日，我们农七师63届干校同学聚会时，他碰见我的第一句话是：“郭绍珍，你还记得吗？那年在劳三队，是我打了劳改犯一个耳光？”。

——这件事在同学们中间广为传播。

如果说，今天这个犯人还活着；如果说，他还能看到这篇文章，我要深深地向他鞠躬，真诚地说：“对不起，老哥！当时，为了让我们的同学多吃一口菜，我们打了你！你也是人，也有人格和尊严。请宽恕我们，年轻不懂事！”

第三次遭遇是在大地窝子门口。

由于我们夜里撒尿，尿水倒流进大地窝子，于指导员派了一个劳改犯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人细高个子，脸色像锅底一样黑，虽然是一身囚服，但穿着干净利索，一对眼睛炯炯有神，细薄的嘴唇一直紧紧地抿着，好像是个哑巴，但是他的神态十分严肃。警卫人员在闲谈时告诉我，他是一个国民党部队的营长。

有趣的是，在我们住的大地窝子门口，竖着一根电线杆，上面有一只喇叭，一根铁丝把它与团部的广播站联在了一起，所以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1963年深秋正是中苏两党打口水仗的时候。自从赫鲁晓夫上台，中国和苏联这对兄弟，为斯大林问题，也为赫鲁晓夫的霸道无理，反目为仇，用现在的上海话来说是“翻毛腔”，相互指责与谩骂。因为1962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伊塔事件”，苏联当局煽动伊犁、塔城的少数民族外逃，中苏关系更加紧张。新疆地处边陲，与苏联接壤，所以十分敏感。当然，对这位有政治头脑的营长来说，不可能不引起他的关注。他每天背着一个筐子，提着铁锹，到大地窝子门口来上班。起初，他在地窝子左侧挖了一个坑，一米长，半米宽，示意同学们往此撒尿。后来，他每天早晨把干土填进去，用尿水和成泥巴浆后，再一筐筐运走。这一切工作完后，他便静静地站在广播喇叭下，双手撑着铁锹，仔细地听，纹丝不动，像一座塑像。我观察他有好几天了，每天，他都认真地听，好像要把每个字都吞到肚子里去。

有一天，我与他在地窝子门前相遇了，他猛地一惊，似乎从梦中惊醒，眼睛中掠过一丝慌张，但他很快冷静下来，若无其事地往尿坑里铲土。不知怎么，我从心里同情他，他犯了什么罪？要劳改几年？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坏人。

这三次遭遇是生活中一个小小的火花。

一个月后，同学们的头发长得很长，再不理发，就成了蓬头垢面的劳改犯了。为同学理发的光荣使命就落在我的头上了。周昌豪同学从上海带来一把医院用的外科手术剪刀，刀短把长，我就试着给同学们剪发。将装棉花的柳条筐翻过来，倒扣在地上，这就是我的理发椅子，棉花兜朝脖子上一围，我就一刀刀剪，直到我的手指上磨出血泡。那时，同学们叫我“小郭绍”，他们喊道：

“小郭绍，我排在后面一个！”

“好的，马上就好了！”

“侬开剃头店了，生意嘎好！”同学们插科打诨，开着玩笑。

“从来呒没剃过头，剃得不好，侬看，背后头一楞一楞格，像狗啃的一样！”

“不好看不要紧格，格嗒又呒没女同学！”

“是呀，只要头发短了就可以了。”

我给每位同学都理过发。小队长王海宗离开上海时，留着大包头，苍蝇叮上去都会滑下来。他十分珍爱自己的头发。我给他理发时就格外小心，把多余的地方剪去。谁料，他是我们中间第一个早生华发的人，很早就一头白发了。

劳三队的犯人捎话来，要不要理发推子？他们有！

“不要！”我们异口同声地拒绝。

现在细想，我们也有点不近人情。当时我们毕竟涉事不深，刚从上海到新疆，进入这么一个复杂的环境，心里面时时刻刻装着雷锋同志的话：“对同志要像春风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批落叶一样无情。”这些劳改犯被我们视为“敌人”，是顺利成章的。不过也有的同学保持着一颗恻隐之心，对有的犯人能正确看待。犯人中，有的倒卖过10斤全国粮票，有的饿极了，偷了公家的粮食，有的是错划的右派……我的好友，情同手足的兄弟钟逸铭，就为一个“右派分子”，从劳改队带出一份“申诉书”，到奎屯后投进了邮箱。事发之后，领导找他谈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逸铭从年轻时就有过人的胆魄，眼光比我看得远，他著作等身，头脑聪明，敢作敢为，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