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病号面和夜尿

繁重的体力劳动，枯燥的生活，使一部份同学产生了烦躁情绪，免不了有一些怨言，有的同学病倒了，发烧，拉肚子，请假。小小的卫生室成了大家光临的地方。阿斯匹林，人丹，橡皮胶，应有尽有。橡皮胶最抢手，我们都用它来补袜子。那时尼龙袜还没问世，纱袜经不起折磨，几天就包不住脚后跟和五个脚趾头了。补袜子要有细心、耐心和技巧，用橡皮胶里外一贴，是最好的办法。很快，这门技术就在同学中传播、推广。卫生员是个态度和蔼，很懂礼貌的年轻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使用的小饭勺是断把的，用铁丝缠起来，饭勺和铁丝都磨得发亮。

当地物质的匮乏可见一斑，眼镜腿断了，也是用胶布贴起来使用。

开始时，于指导员还来看望病号，后来，就用批“病号面”的方式，来表示他的关心。

病号要吃“病号面”，第一关，需连队卫生员批准，再由于指导员批准。所谓“病号面”，就是小锅下的，人工擀的，上面浇了一点油的，或是有一些蛋花的，或是有几块羊肉的面条。于指导员右面屁股上，别着小手枪；左面屁股上，别着他的印章。见到同学们的病假条，而且上面有卫生员的签字，于指导员点点头，立刻认可，从屁股后面，摸出印章，放在嘴上哈哈气，使劲在病假条上盖上章子，用浓浓的甘肃话说：“拿着吧！交给伙房！”

在劳改三队，于指导员盖过章子的条子，是绝对权威，畅通无阻。他的章子，好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章子，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章子，可是他的章子挂在屁股上，有点不雅，有失权威的风度。

司务长见到这张单子，马上吩咐下级执行。开饭的时间，这位同学就可以吃到香喷喷的面条了。

在我的记忆中，童光群是病号面吃得顶多的同学。

叫我受宠若惊的是，于指导员突然发现我是个“人才”，决定提拔我，重用我，把我从拾棉花的第一线，调到后勤部门，负责给同学们送水，送饭。所以，我这一辈子，拾棉花的记录就停留在19﹒5公斤上。

我第一次走近食堂，食堂门口是一只大炉子，上面放着两个大铁锅，这是供应劳三队全体人员热水的地方。进门后，光线较暗，里面有案板，分菜案板和面案板。几口炒菜的大铁锅分外醒目，乌黑发亮。给地头送饭的铁皮水桶，一溜子排在墙根。房顶上有天窗，油气、水蒸汽都从这里散发出去。食堂的炊事员都是劳改犯，事务长是这里的最高权威。

和我一起搞后勤工作的还的周惠民，他的外号叫“小宁波”，长得虎头虎脑，比我孔武有力，浑身上下散出热情与干劲。我们俩的任务是，在大队长施德培命令起床的哨子吹响前，在地窝子里，把同学们的脸盆放成一条线，并在脸盆里注上洗脸水和漱牙水。同学们上工后，我与他到食堂里将早餐装到铁皮水桶里，有苞谷糊糊，苞谷馍，菜和开水。饭后，我挑着开水桶，向每个同学走去，不断地问道：“开水吃伐？”

所有的同学，用一只杯子喝水！谁也不怕脏，不怕传染病。

“郭绍珍，我要吃茶！”中午，招呼我的同学就多了。

“来啦来啦！”

我们都喝涝坝水，微黄，有一股土腥味，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微量元素。刚到劳三队时，有的同学喝这种水拉稀，恐怕是水土不服，久了，就习惯了。当然有病或无病装病的同学，躺在地窝子里，有病号面吃，就少喝这种水了。

晚上收工前，我们又要在地窝子中央，把同学们的脸盆摆成一行，注上热水，等同学们回来洗漱。

我屁股后面挂着的、从上海带来的小洋刀，还是蛮有用的。送饭时，碰到有的同学没带筷子，就折一根树技，用刀一刮，就是一双好筷子。

由于国家对粮食实行严格的控制，我们吃的伙食里，粗粮高达90%，但劳三队的炊事员粗粮细做，想尽了办法。同样是苞谷馍，他们把甜菜剁碎了，掺在苞谷面里，做成高庄馒头，蒸熟之后，十分上口。或是蒸南瓜。新疆的南瓜比江南的好吃，皮色金黄，肉头丰厚，糯、香、粉，类似烤红薯。炊事员把一只大南瓜劈成数块，掏去南瓜籽，放在蒸笼里，蒸得酥烂，又甜又香，同学们都爱吃。还有咸汤：开水里撒进白菜叶子，再放些苞谷粉、盐，熬煮成汤，也别有风味。现在看来，这些食品都是“绿色食品，”没有脂肪，没有“油水”，没人得糖尿病、高血脂，血管硬化。省了多少医药费？

天气越来越冷，西北风冷嗖嗖地刮过地窝子的顶部，大块大块的乌云，急匆匆地向“口里”奔去，带来一阵阵寒意。薄雪不时光临，在地上铺了一层银子，但第二天又融化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林带成了光秃秃的树杆，几只乌鸦在树梢上喊叫：“苦哇——苦哇——”

大地窝子开始烧火墙了，炉膛很大，一根粗大的梭梭柴就可以烧到天亮。烧成的灰是白色的，很干净。

同学们从上海带来的习惯，在寒冷的冬日，晚上起来撒尿，不穿外套，从被窝里爬出来，只有一套贴身的内衣，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地窝子外面跑去，往往是一出门就掏出机关枪，在颤抖中扫射。然后急忙撤军，逃回被窝。因为离地窝子太近，那尿液就顺着地窝子的斜坡淌下来，跟在后面的同学，有可能滑倒。为此，于指导员用甘肃土话骂了几次，不太奏效。船到桥头自会直，有一个人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就是一位九·二五起义的国民党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