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将研究这些概念如何在世界各地掀起波澜，从而增强了北京的实力，即使是在他们向外推销自己的发展主张的时候。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中国从三个方面传播它的能量。第一个是，作为对旧式的华盛顿发展理论的反应，”北京共识“具有某种反冲动能。其次，由于中国对地方化独一无二的需求，中国的这一新概念在学习它的国家会引发某种连锁反应。最后，中国的经济崛起既有可能帮助其它贸易依赖国赚钱，也有可能打破他们的财富。中国的经济崛起就像是一块磁铁一样，把其它国家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紧密相联。

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安全观——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但这一特点非常重要和复杂，所以我将在下一章节单独论述。根据不对称防御的概念和”所有国家生来平等，无论大小“的哲学，”北京共识“让许多国家对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抱有希望。

出于民族自豪和国家安全两个原因，中国希望把其模式推广到国外。传递其国家发展概念并不完全是偶然为之。中国的设计者们写道:“不要把中国融入国际体制以及它致力于与西方国家合作看作是谋求西方的认可。实际上，这是相互认同的过程。我们与西方接触的过程是设法让他们理解中国的过程，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过程。”如果中国希望走自己的路，以实现“和平崛起”，重要的是它能够使其它国家认同它提出的世界观。承认这一点对理解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将在此后再讨论这一问题。

反冲动能:适宜性测试

开始分析“北京共识”，就忍不住留意一下它在哪些方面与“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由此推断出它得到它的能量是过去10年失败政策的强烈反弹。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最早于1990年提出的10点主张为“华盛顿共识”打下基础，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从财政原则，解除管制，向对外直接投资开放和提高汇率的竞争力等等。当时在世界银行供职的威廉森在汇集这一政策清单时，只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拉丁美洲长期性的债务问题，因此难怪它实际上并不适用于中国。
在20世纪90年代，威廉森列出的政策清单被应用到全球范围内，甚至还包括像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这点令威廉森本人都大为吃惊。他的政策清单迅速成为“华盛顿共识”的标志性理论。这一政策清单当时如此吸引人和用途广泛的原因是，它是使帮助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完美指导。实际上，它是银行家所梦想的发展条件。它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无直接关联。到了最后，这一模式未能通过大多数国家的适应性的基本测试。

人们很容易看到，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期，那些过去习惯于效忠华盛顿的国家只是把重心从冷战军事结盟转移到经济同盟。另外，也很容易就看到，它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从而表明这一主张未能解答牛顿物理学最基本的难题:它在每个地方都能发挥作用吗？不过，有关“北京共识”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不是它背离了“华盛顿共识”的价值观，而是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个人的角度——开始分析这一问题。威廉森的文章的写作出于对银行家的共鸣。当北京处于最佳自我状态时，它的想法出自对陷于发展停滞的环境下的民众的共鸣。你可以想象得到哪种做法更有用，更引人注目。你也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对已经开始抱有更大希望的平民百姓来说，北京为了维持和控制政权的另外一些本能做法，构成了严重的问题。

要打造一个既接受实验又接受失败的环境，就要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创造一种新的约定。它还包括想方设法——并不一定总是成功——赋予个人更大的权力，以便让他们能够在变革过快时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能够自己把握变革。把目前的中国革命当作是建立于个人主义的革命，这刚开始听起来有点奇怪。也许以公民为基础来看待这个问题更恰当。毕竟，中国一向以集体社会而著称。在这里，个人主义远远排在社会义务和家庭义务后面。不过，个人主义在中国思维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很多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当代中国精英--依赖“个人”道德，知识和体力挺过过去50年考验而白手起家的许多人--目前看待他们的国家的发展的方式。

一位亚洲国家元首前不久对我说，中国学者们已经研究了他的国家的民主制度。他们的一个研究结果就是:要想抓紧大权，执政党必须贴近普通民众。这一观点已经体现在胡锦涛的“三贴近”中: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他的“三贴近”小心翼翼地完善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这个以人为本的治国观点的目标是让数十亿中国人得以自由地工作，规划和自行组合，同时让中国庞大而不稳定的社会保持团结。当然，也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大权在握。党内官员一直小心翼翼地研究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台湾国民党垮台的原因。这是行得通的实用主义政治策略。但打造一种能够实现自下而上发展的环境的主张要重要得多。它体现了把自由发展与适当及可变的约束结合起来的价值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