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非典还给了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新政府一个确立其地位的机会，它帮助中国人更紧迫地认识到落后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缺陷，它导致了政府内部信息通报制度的全面改革，并加快了媒体改革速度。非典被看作一个证据，证明政府有能力应付未来它难免面对的各种挫折，并从中汲取教训。

在这种迫切需要新思想的情况下，中国决策者有理由对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或中国沿海与内地之间可能的“知识差距”感到担忧。例如，对国营企业的改组将需要对大约3亿工人进行再培训。为消除这一差距，中国已放宽了签证规定，以吸引外国专家帮助管理中国工业。教育政策已进入改革工作的中心。2004年，中国将有1。2万名本国学生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到2010年，中国获得这一学位的人数可能超过美国每年4万人的水平。即使这些学位的质量只及美国大学的一半，但这些学生的数量之多足以造成一种创新气氛。在南京，政府支持创办一个吸纳12万名学生的大学综合体。发展如此规模的大学不仅是因为人口众多的中国存在着这种迫切需要，而且也是基于政府的一种认识:人才“集中”是使硅谷或128公路成为创新中心的增长加速器。正如王国强(音译)2003年初在联合国举行的世界人口论坛上指出，中国的政策目标是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包袱转变为一种人力资源优势。将众多的人口变为一种社会安定的基础，而不是导致混乱的根源，教育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英特尔的安迪·格罗夫曾描述过一种不太遥远的前景，到那时，中国的软件编制人员人数将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他还表示，这些人所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中国在竞争中的优势，而且还会带来大量的革新。将12万名躁动不安的和好提问题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地方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 南京毕竟是1989年运动的一个热点。中国共产党愿意鼓励在不久之前的一场社会动乱的最大策源地进行革新，既反映了它对革新的热情，也反映了它希望中国的新特性将降低1989年的(和目前的)一些问题对于社会稳定的腐蚀作用。

在中国，创新并不仅仅意味着电子商务或光学纤维。中国地方领导人的教育水平已得到迅速提高。美国学者李成(音译)指出，1982年中国省级领导人只有20%受过高等教育。2002年，这个数字已升至98%。2001年研究生的比例为12。9%，2003年增至29%。在54岁以下较年轻的“第四代领导人”中，2/3的人获哲学博士学位。这种国际教育对中国政治文化具有影响。但是，这些中国领导人的海外教育也带来了其他思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人李荣融去年以杰克·韦尔奇式的语言斥责一些管理者说:“如果你的公司在你的部门进不了前三名，那就等着被别的公司收买。”以变求存，政府必须采取这种态度，个人和企业也是如此。但是，这种不断变化的生活不仅听起来令人害怕，而且还是已成为现代世界一个基本特点的状况。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出现是真正现代化的一种反应。

对于创新主导增长模式的“北京共识”——印度的经济觉醒在一定程度上对它是一种呼应——颠倒了老式的发展理念。它表明创造高增长中心比在一些基础上循序发展更为重要。按照这种世界观，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铺设光缆强于等待首先在它所有的地方架设电线。创新社会(想想硅谷中那些起起落落的公司)有一种允许试验与失败的环境气氛。

这就带来了允许极其重要的经济部门转型，变革，从而能承受发展所带来的冲击的一种生产动力。在这方面，邓小平的两点主张极其重要。第一点，允许试验和失败。第二点，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是，政策行动的结果通常难以预料。毕竟，促成迅速的和向前的变化的这种合力，过去往往会导致中国分裂。这说明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国家控制，以便制止失败的试验，防止造成过于严重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