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改革由来已久的一个致命难题:你如何将解决方案引入一个被希望和增长撕裂的社会。唯一的解决途径是创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最近指出:“走出低收入国家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一种是可能出现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保持较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可能出现一个'矛盾凸现时期'。”“矛盾凸现时期”是中国精英分子深夜玩的假定推测游戏的主题。中国的增长存在崩溃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并不美妙。

中国增长迄今为止的一个教训是，创新和技术可以驱使某些领域发生超高速变化，从而使国家高速运转，以消除改革造成的问题。

请允许我提出一个物理学问题，以便将这个意思解释得更明确一点。设想你有3个物体——一个球体，一个实心圆柱体和一个空心圆柱体，将它们置于一个斜坡的顶端。假如你同时将它们全部释放，它们以怎样的顺序到达底部 答案——球体最先，实心圆柱体其次，空心圆柱体最后——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物体的质量密度影响它们运动的速度。创新是增加中国社会密度的一个途径。它通过关系网将人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缩短改革的时机，它使通讯更快捷。创新越好，密度越大——发展也越快速。你可以在中国各地看到这一点得到应验。你也会看到这一点没有得到应验，那是在缺乏信任，腐败和其他问题而被掏空的文化的一些领域，就像空心圆柱体一样。这导致了“北京共识”的第一个定理:消除变化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创新密度是救命良药。

知识引导的变化(相对于意识形态引导的变化)已经成为改革后的中国的基本组成部分，其形式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最早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于1957年确定，它是推进经济超越由人力资本的增长和金融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发展水平的一个特殊原因。它被定义为“不是由投入增长所导致的产出增长”。比如，你增加资本支出5%，增加人力5%，但却发现增长了15%。这多出的5%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之于现代经济学就如同引力之于物理学，这是一个有影响的现象，虽然得到大量研究，但实际上仍然神秘莫测。

创新与生产率提高的成效如何，最早的迹象来自中国最早市场化的部门:农业。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对于农业投入，中国的决策者一般只是采取放宽控制的小规模举措，因为预期产出不会有太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小小的调整所带来的却是20%-30%的高速增长。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小麦产量增长60%，玉米增产55%。

长期以来被视为全世界最落后，最保守的中国农民，利用对其农作物有限的支配权和创造性的双轨制价格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出，甚至还在空闲时间发展小型企业。他们采用了优良稻种等先进技术，并且改进了农田排水系统。今天，中国农民已跻身于全球最渴望革新的劳动者之列。一般来说，中国农民每过三年就完全淘汰他们所用的种子，而采取更新的，经过基因改造的良种。种植玉米的农民的种子每过33个月就完全更新。

对中国农民来说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中国其他人亦然。20世纪90年代初，英特尔公司最早开始在中国经营时，它以为中国将成为倾销过时芯片的最佳市场。但是，中国人只想要最新，最快的技术。在中国，穆尔法则没有被视为一种威胁，而是一条解救之路。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反映解放大批廉价劳动力能够取得的成就的范例。事实上，是以革新为主导的生产率的提高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并帮助抵消了危险的内部失衡。

由于此时中国内部独特的紧张关系，这个国家能够利用知识和创造性，“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弱点变为优势。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错误，不足和腐败被视为促进变革的契机。我们可从中国各界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非典)的看法来认识这一点。

中国人认为，非典危机也有其正面效果。非典证明，中国经济经得起一场严重的外部冲击，从而消除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余悸。(虽然在非典期间的八个星期中，中国的一些经济活动几乎陷于停顿，但它实现了2003年近于最高纪录的增长，并且决定性地突破了邓小平1978年作为一项发展目标提出的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