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基本上是一套基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组合,其中产权基础设施(比如运行正常的司法体系、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成熟的金融监管能力,以及强大的风险管理水平)被认为理所当然地存在,于是经济学家们就误以为只要一个国家或地区具备了改革的政治意愿,再加上他们的好建议,那么该国或地区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甚至金融改革的目标的实现简直易如反掌。
但是,“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们忘记了重要一点,那就是所有的制度(包括市场自身)都是路径依赖的,必需建立在一国或地区已有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之上;而社会制度结构的变迁要比理论假设的要慢得多,也难得多。一旦理论假设错误,其推导出的结论以及形成的政策建议也就失去了立足之本了。
不幸的是,这套错误的药方,曾经在亚洲新兴市场风靡一时,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形成和加剧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吞下苦果,而那些开药方的经济学博士们则依然过着体面而荣耀的生活。
“华盛顿共识”也忽视了国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孤立地看待每一个国家。同时,“华盛顿共识”还过于低估了流动性,忽略了亚洲经济体收支平衡表固有的脆弱性,后者的表现就是资本的大进大出。当然,亚洲经济体自身也低估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无常;而“华盛顿共识”甚至错上加错地信奉资本快速流动的经济效率。与“华盛顿共识”相反,从目前较为先进的“网络理论”来说,每个经济体都是一个“网络节点”,经济体之间都存在着“链接”。
在这样一个经济网络中,要实现网络的安全稳定,就不能仅仅关注某些节点,还要重视那些最脆弱易断的链接。
亚洲金融危机迫使“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不得不逐步抛弃理论教条,开始注重实效。
这些经济学家们发现在危机时期,让银行保持“暂停偿付”而不是立即解救,未尝不是一个防止资本外流的好办法。对深陷危机的小经济体来说,实行临时的外汇管制可能也是必要的,这可以给结构改革留下时间来应对危机。
韩国:从奇迹到危机
政策的错误、危机管理的失误、低估市场对政策变化的反应,都将遭到市场的惩罚
1997年7月,没人想到韩国会在六个月后深陷危机。韩国一直是亚洲奇迹的典范。1994年,韩国成为世界第11大经济体,1996年更加入了经合组织(OECD)这个发达国家俱乐部。
作为日本模式的翻版,韩国也采取了“银行-产业”一体化的出口导向模式,且更为激进。1997年底,韩国最大的30个产业集群平均债务/净股本比率高达519%,而美国这一比率约为154%,日本为193%,台湾为86%。韩国政府和银行的全力支持,使大财团能够在承担高风险的情况下照样进行大规模长期投资。
那时,韩国就像一个负债率很高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由银行系统提供资金。资本市场很不发达,在强化企业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能力方面也无足轻重。
政府的支持使得韩国这个“大公司”迅速崛起。但是,韩国政府忽视了在全球资本流动日益加大的情况下本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脆弱性。这种发展模式成就了韩国经济奇迹,也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为满足OECD成员国的条件,韩国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起实行金融自由化,并逐步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降低了对短期资本流入的控制。大财团拥有或者控制着主要的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这些中介机构开始进入国际短期资本市场融资,并积极参与日元的利差交易,将大笔资金投向风险极高的俄罗斯债券和巴西债券。
事后看,韩国的金融系统存在三个致命的不匹配。第一,久期失调,借短期贷款进行长期投资;第二,外汇失调,以美元和日元进行外币借款,而用本币进行贷款;第三,经典的委托代理问题,因为固有的利益冲突问题,贷方或者银行必须确保不能受制于借款者。
金融危机前,韩国的经济结构似乎很合理。1996年经济增长7%,而且财政收支平衡,外债占GDP的30%,这在OECD国家中也是很低的。虽说通货膨胀稍高于5%,财政赤字也达到了GDP的4.1%,但这并没有引起认真关注。
面对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开始收紧,此时韩国大财团开始通过商业银行向国外借贷,寻求廉价资金。但在泰铢危机后,外资银行削减了对韩国的信贷。韩国财团只能在国内融资。短期贷款年利率由此从14%上升到40%,资本流出增加。从1997年11月初到12月末,韩元对美元的汇率下跌超过70%,KOSPI股市指数跌了26%以上。同时,出口锐减,投资下降,大财团开始出现麻烦。1997年11月21日,韩国不得不开始向IMF求助。
对韩国金融危机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大幅贬值;金融自由化过程控制不善;投资者丧失信心。外部和内部压力以及由于政治选举产生的政权转移,也为金融危机创造了条件。
日元/美元汇率对韩国有两种影响。首先,当日元贬值到1997年4月的127日元兑1美元时,韩国商品失去了竞争优势。韩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越来越大,更糟糕的是,韩国的出口商严重依赖其出口现金流。其次,日元的贬值致使日本厂商减少了外国直接投资,日本的银行也削减了海外借贷,而日本是韩国最大的境外投资者和债权人。1997年11月,韩国中央银行拥有大约73亿美元的可用储备,而短期外债则多达889亿美元。日本和其他海外银行拒绝韩国的银行延期偿还贷款,更导致了银行的流动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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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联涛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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