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弹劾权的行使程序来看，参议院有必要拥有一定的司法权力，与最高法院一起审判被弹劾的总统、国务员。但是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参议院行使的司法权力，只能是有限的，否则便会破坏权力分立的原则。遗憾的是国会的议员们却无视这一点，一厢情愿地尽最大可能扩大立法监督权的行使范围。

此外，内阁制不同于总统制，对于行政部门的权力制约，总统制只有弹劾权最为重要，所以也就特别强调弹劾权的行使。但是在责任内阁制的国家，因为议会还拥有对内阁的不信任权，所以弹劾权一般不被重视。例如英国虽然是首创弹劾制的国家，“但弹劾制在英国，久已废弛不用，且自1805年以来，英国议会从无行使弹劾权之事；盖英国法庭的独立，既足以为国务员犯罪的制裁，而自议会内阁制实现以来，英国议会尚可投不信任票以为国务员犯罪或失职的制裁。”22在极端分权制的法国，议会行使弹劾权也是非常谨慎的。第三共和国时期没有一位总统、总理受到过弹劾，政府部长受弹劾的仅在1920年有1例。23与英法相比较，民国初年临时参议院行动用权弹劾权的随意性让人触目惊心。这种现象虽然与民初复杂的政争有关，但是宪政制度的设计来看，制度性缺陷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二是议会不信任票权与总统解散权。

《天坛宪法草案》中关于不信任权（倒阁权）的规定非常模糊，仅仅说明众议院对于国务员得为不信任之决议。没有明确说明在何种情况下，众议院可以对政府行使不信任权。在责任内阁制度中，议会的不信任权针对的是政府提出的施政纲领、总政策声明或其它法案，当议会不同意这些政策法案时，就可以举行不信任投票。如果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那么政府就必须辞职。法国宪法的规定也是这样:“各部部长，关于政府的一般政策对两院负连带责任”。24

不信任权与弹劾权是不一样的。在内阁制度中，弹劾权针对是官员的职务犯罪行为，是个人法律责任，不信任权是针对政府内阁政策失当，是一种集体的政治责任。并不是针对官员个人的失职行为。虽然在当时法国的宪法中，议会的不信任权不仅适用于政府的集体政治责任，也包括个人政治责任。但是这种做法在责任内阁制度中只是一个特例，英国就没有这种规定。25在民国初年，一些人习惯把两者混为一谈。尤其严重的是《临时约法》上也有这样的规定。26在宪法草案制订过程中，还有委员坚持国务员无论是违法（法律责任），还是失职（政治责任），国会都可以提出弹劾。制宪委员段世垣、谷钟秀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段声称:“以弹劾案之提出，非因政府违法即属失职，政治上已有败坏之现象，所以不得已而为事后之纠正”。谷也建议应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国务员违法失职，众议院都可以弹劾。27

此外，国会通过不信任投票的表决人数是非常低的，以众议院列席员过半数的同意就可以成立，对众议院列席人数也没有特别规定，应是按照一般规定，议员总数过半就可以开议。这样，众议员总数是596人，以半数列席计之，但有150人表决，即应免职。这与有意不规定权力行使范围的做法目的一样，都是为国会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全面控制政府提供法律上的便利。但是国会的意图自然瞒不过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袁抱怨说国会不信任权“必使各部行政，事事仰承意旨。否则国务员即不违法，议员喜怒，任意可投不信任之票……在众议员少数人之手，直成为国会专制矣”。28

在责任内阁制度中，为确保立法与行政两权之间的平衡，针对立法机关的不信任权，行政机关同时保有解散议会的权力。当议会对内阁政府提出并通过不信任案，内阁如果不愿意辞职，就可以提请总统解散议会，重新举行议会选举，让选民做出新的选择。而且按照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度规定，解散议会权是不必要通过国会同意的。但是《天坛宪法草案》与法国宪法相似的是，总统解散众议院都必须获得参议院的同意，这一点正是法国责任内阁制度有缺陷的部分。当时古德诺就指出:“在用内阁制者，行政权以解散议院为最有效力之武器，议院有恶意，或轻率之举动，惟此足以制之”。对解散权的限制，实际上是剥夺了总统使用这种权力的可能性。他以当时的法国为例，称:“法国共和至今，总统仅解散下院一次”。法国要求获得参议院半数同意尚且这么难，何况《天坛宪法草案》中的同意标准是必须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因此他认为:“中华民国总统于众议院之不信任投票时，必不能解散议院，仅能罢免国务员，改组新内阁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