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里大作为官办留学机构，在校学生不仅享有食宿优惠、资助学费及发给回国旅费等等待遇，而且还有各种官费补贴名目，因而进入里大作一个校内生，是许多留学生所向往的。特别是那些遭遇经济困难的自费生，更将进入里大作为一条救助之路。在曾仲鸣和刘厚档案中，便可以看到许多校外留学生打听里大招生信息，以及请求进入里大的信件。

如一位1926年已得巴黎大学硕士学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冶金专业学生，因学费困难，听说里大将要招考新生，便写信给刘厚自述其情况道:“弟于本年暑假，将巴黎工业专门学校……冶金工程师应习之各门功课完全毕业，计前后考得（证书）……总共十七张，再考一次可得冶金工程师，至于博士论文，可于明年结束。计算此一年生活费用，印论文及回国路费等等，预计需佛郎二万左右。若是巨款，弟个人能力实难担负。刻下借款上学，拮据情形不可言状。年来在法留学，备受辛苦”。他听说里大“遗出空额八名，于下月招补新生”，因而在信中向刘厚打听确实消息，并希望能够进入里大，以获得经济上的补助。[35]1933年，在国内已小有名气、时年28岁的青年诗人兼翻译家戴望舒，在法国留学期间，因无处筹措经费，也曾向刘厚寻求帮助，希望或代请官费资助，或能够进入里大。他在写给刘厚的一封信中，述及自己为申请官费资助而请求刘厚代“为舒向中法友谊会关说”，申请资助的情况。[36]他还托一位与刘厚相熟的朋友，代其请求进入里大。这位朋友给刘厚的信中说:“戴君窘涩日加，总以一方能成始得善后。盖戴君有欲归不得之苦。据戴君印象，似乎中法友谊会之费希望不大，是里昂方面为唯一之济舟。其情可悯，必大君子所乐施鼎力者。” [37]

但是，由于里大校内生名额有限，虽时而有学生毕业离校腾出空额，可以从校外招考补入，但需按严格的考选程序，经过中法校方管理人员会议讨论方能决定，且主要决定权在法方管理人员，所以这种补入的机会并不易得到。如里大校方在讨论戴望舒入校申请时，虽然戴氏已有译作三十余种，可谓成就优异，但法方秘书却以其中有不属其专业的作品为由而不予批准。戴望舒及其朋友对此均不服气，这位朋友在给刘厚的信中为其辨解道:“以三十余种之译述，若少有几种不入系统之作，其情未不可谅，凡此皆书贾之请译者。戴君以现代南欧文学、法国近代文学为主，关于此二项者有三十之数，所余数册，虽少旁涉，皆弟[第]一流名作，国人所当知悉者。以戴君之年龄，有若许之著作，岂非一惊人之事乎？”他请求刘厚为之向法人相争，作最后的努力:“生悯其向学之诚，妄求先生为力，敢请下察微情，同俱此心，再施宠惠，为最后一步之努力。”[37]大概是由于刘厚等人的努力争取，戴望舒最终被收为里大校内生[25]。

由于里大由中法多方协同管理，故学生补入里大校额，不仅需经里大协会会议审查批准，有的还需其他有关方面的同意。如广东学额还需经广东政府方面批准。1923年因一位广东自费生申请补里大广东学额，曾仲鸣便以兼任的巴黎华法教育会名义，致函当时的广东省长廖仲恺，内称:“兹据广东留法学生赵朴函述留学困难情形，并请转寄贵省长呈文一件。敝会查该生所叙一切确系实情，且该生并非不可造之材，只以厄于经济，无从深造。敢请贵省长本培育后进之心，准补该生为大学海外部正式学生，俾能完竟其学业，而将来得尽力于社会，不胜祷祝之至等由，并原呈一件函送到署。” 廖仲恺亲自签发公函回复，表示同意。内称:“查该生由民国十一年自费赴法勤工俭学，近因无工可作，有绝食废学之虞。据陈在法困难情形，深堪悯念。现请核补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官费生学额。既经华法教育会证明该生才堪深造，如有缺额，自可酌予补入，以宏造就。”[38] 补里大广东官费学额需经广东省长的亲自批复，足见其招选的慎重与得之不易。

但里大名额毕竟有限，除此之外，国内一些地方政府也制定了一些专门针对学有所成的自费生给以官费补贴的计划，以示对本邑留学子弟的扶持。因而请里大代为申请国内官费，也成了自费生寻求官费补助的一条重要渠道。在曾仲鸣档案中，便保存了不少学生或曾仲鸣起草的向国内地方政府求款函的底稿。

里大校方最为积极办理的，是那些陆续在法国招收的校内自费生的申请。因为按规定他们需向校方支付一些学膳费，虽然比起在外面的费用要少得多，但也往往有因经费困难而拖欠的。校方为解决校费的拖欠问题，便积极为其向国内有关部门申请官费补贴。如曾仲鸣档案中有一封1923年以里昂中法大学名义，为湖南籍某生代为向该省教育司司长请补助学费的函稿，内称:“为代请补助学费事:原敝校学生陈琰，系贵省衡山县人，于民国十一年冬插入敝校自费肄业。但该生家境不裕，学费无着，若不代恳援例补助学费，势将中辍，诚为可惜。”[39] 另有曾仲鸣为一福建学生请求省费补贴，给福建有关部门的函稿中称:“王树梅在敝校肄业已及两年，该生家境贫寒，学费无着，入校以来，不特于应缴之费积欠甚巨，而其自身之日用亦难支持”，故请求该省给予补贴。[40]

不仅这些里大的校内自费生，有些校外生也通过里大向国内家乡政府部门请求官费补贴。如一位贵州省籍学生给曾仲鸣来信中自述:“曾在上海大学美术科毕业，然后自费来法入里昂美术学校”，来法半年后“在美术学校受课，将届四月。惟念欧洲生活以后日愈增高，对于经费前途势难支持，拟请求省费补助以资挹注。”他列举该省“补助留学欧洲定章第二条‘本省学生考入欧美各大学，其程度与海外部相等者，得适用本章程酌给补助’；第三条‘省费补助生暂定额十名，以五名补海外部学生，余补各校学生’”，他认为自己符合上述条件，“亦有递补此额之希望”，因此请求曾仲鸣“具函达知黔省政府说明一切”，请求这份官费补助。[41]

有的留学生自行向家乡政府请求官费，也往往需要里大代为考查其学业成绩，以作为其请费资格的证明。如1923年，吉林省教育厅因某自费生申请官费，限于资格，便致函驻法公使，请予考查其学业成绩。所发公函称:“据留法吉籍学生吴秉中禀称:考入大学……请给官费等因。……查该生甫入大学即请补给官费，核与部章及本省成案均有不符。唯此项留学欧洲自费生现尚无多，如果成绩优良，而所习科目又为地方所需要，似应设法奖励，藉广裁成。……函请贵公使将生所习科目及成绩是否优良，迅予查明见复。”驻法使馆遂致函里大:“转请贵校将该生在校情形详告，以便照覆。”[42]

虽然留学生们纷纷向国内申请官费，但由于各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不得不严加限制。有的规定一定的学业资格，有的需要里大出具学业证明，或请里大代为审查资格，加之经办人员有假公济私、裙带关系的侵冒等，因而即使由里大校方名义所请官费，也往往不易成功。如1922年里大替一位广西省籍学生请求官费的申请，就遭到该省的驳回。广西省长致里大的公函中写道:“案准贵大学六月十九日函，以广西学生侯静祥履历成绩证明前来。查该生呈请补助学费，系援照本省派遣欧美留学条例办理。……至本省留欧名额预算案仅列二名，而自费生年资较深者尚有多人，无益[论？]有无缺额，该生系一年级学生，自未能循序挨补。”[43]

由上可见，由于经济的困难，官费的稀少，在法长期求学的留学生们，往往饱受经费短缺之苦，他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循各种渠道以寻求官费补贴。然而这种求助又往往希望渺茫，即使借助里大校方之力，要申请到官费补助也十分困难。况且他们即便得到一些官费，也大多数额较少，只能解决部分经费问题，此外还需要家庭补贴及自行筹措以为补充。可见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状况衰坏，政府难以有效地担当起资助留学教育的责任，致使这些留法学生的学业生活，长期处于没有保障的困难境地。

结   语

由里大曾仲鸣和刘厚档案所保存下来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这些资料所涉及的1922-1933年约十年间，即官费留法教育前期阶段，由于国内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经济凋敝，各级政府虽也勉力扶持留学教育，但所提供的官费资助不仅数额有限，难以满足留法学生的实际需要，而且即使那些名义上享受官费保障的官费生们，也常常被欠费和经费缺乏问题所困扰。其中相当多的人不得不在长年的经济困境中，勉强维持学业生活，以坚韧的毅力去攻取硕士、博士学位。据一份资料显示，仅在里大登记在册的470余名校内生当中，在1923-1944年间就有125人完成了博士论文，其中在1923-1933年间，即本文所述及的这段艰难时期完成博士论文的即有59人[44]。但他们在求学期间这种困窘的经济状况，与家乡政府勉力提供官费资助的紧密关系，必定会对他们的学业产生影响，也必定会使他们对祖国休戚相关的血肉联系及思想感情产生影响。

这些官费留法学生当中，虽然也有些人出国前是官僚富家的纨绔子弟，有些人是靠父兄的权势关系，以不公正手段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其中也有在留学期间耽于享乐、学无所成、空糜官款的不良分子，但他们都是生长于祖国危难时期的知识青年，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怀抱着求知成才的理想，离别祖国和亲人，只身远渡重洋到法国求学。在谋求官费助学的艰难中，他们能够切身体会到，个人的学业命运与祖国的盛衰紧密相连。当他们在面临学业中辍的急盼之中，接到家乡政府在百般艰难中勉力筹措而汇来的助学款时，他们深深体味到家乡父老乡亲的殷殷之情。在与祖国远隔千山万水的那片异国土地上，官费成为这些海外游子与祖国家乡紧密相连的一条生命线。他们的学业生活中，浸透着深陷苦难中的家乡父老挤出的血汗。这种来自祖国家乡的经济支撑关系，渗入他们的艰难求学过程，增进了他们与家乡故土的连带感，也在他们的心灵中，培植了深厚的乡国意识和爱国情感。因此，在他们一批批学成回国后，从中涌现出了不少怀抱报国之志，在祖国科技、实业和文化领域作出优异成绩的优秀人材，成为建设祖国新事业的最早一批高级专业人才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的1920-1930年代，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一个高峰，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远赴欧美留学。虽然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处于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经济衰敝的恶劣状态，但这些留学生们无论是在海外留学期间，还是学成后的人生选择，都表现出普遍具有十分浓烈的爱国情怀。他们怀着留学报国的志向离开亲人，远赴海外，选择祖国急需的知识和专业刻苦求学。在海外留学期间，关注着祖国的命运，甚至参与国内的政治活动。学成以后，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回到了祖国，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从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爱国情怀，成为这一群体的一个突出特征。这种爱国情怀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留学生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问题，而支撑他们生活和学业的费用从何而来，状况如何，又是影响他们留学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一个重要方面。留法学生，特别是1920-1930年代留法学生的留学费用主要是由国内提供的，亦即国内地方政府及家乡父老，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勉力提供经费，使他们得以维持在海外的留学生活，这成为连结他们与祖国、家乡的感情纽带，也是滋养他们爱国情怀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