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纲领曰‘悲智双修’，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

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更明显地表示:“佛耶两宗，并以外教入中国，而佛教大盛，耶氏不能大盛者，何也？耶教惟以迷信为主，其哲理浅薄，不足以厌中国士君子之心也。佛说本有宗教与哲学之两方面，其证道之究竟也在觉悟（觉悟者正迷信之反对也），其入道之法门也在智慧（耶教以为人之智力极有限，不能与全智全能之造化主比），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耶教日事祈祷所谓借他力）。佛教者，实不能与寻常宗教同视者也，中国人惟不蔽于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学方面，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学又最足与中国原有之哲学相辅佐也。”可见康梁等人都不是真正的宗教家，无论他们对个人信仰的选择，还是对社会信仰的倡导，无不出于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合理”的，“理智”的宗教心态。

假设崇奉“孔教”可在中国普遍实行，那么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宗教渴求呢？如果士大夫可以理性的宗教，或宗教化的哲学来满足其宗教需求，而广大下层社会却不可能以此满足其宗教饥渴。由于缺少高级宗教，中国下层社会则走出比宗教低级的迷信，寻求廉价取代，康有为清楚地指出这种状况说:“惟中国尚为多神之俗，未知专奉教主，以发德心，祈子则奉张仙，求财则供财神，工匠则奉鲁班，甚至士子通学，乃拜跳舞之鬼，号为魁星，所在学宫巍楼，高高坐镇，胄子士夫，齐祈膜拜，不知羞耻，几忘其所学为何学也。即称为城隍，列为正祀，而号为阴官，多列鬼判，虽狞恶足警，亦非经典所昭垂，其里祀土地，亦犹是矫枉也。其他龙王、牛王、猴王之祀，以人祀兽，尤为反异，若夫木居士之一株，石敢当之一片，亦有无穷求福的人。”

所谓“巫觋为政”，“淫祀遍地”。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有人企图扑灭民间宗教，独尊孔孟正学，但屡禁屡败，

可见儒学并不能满足民间的宗教饥渴，而只有一种高级宗教才能取代民间的低级迷信。可以断言，如果基督教的传播不是与帝国主义入侵相联系，它并不难在中国下层社会得到大批的皈依者。在当时的反侵略斗争中，反映在宗教意义上，中国上层社会多以理性的传统“宗教”心态来抵制基督教，而下层社会则以本土诸神来对抗洋上帝。义和园运动集中体现了这种多神崇拜的宗教状况，例如孔子、如来、观音、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太上老君、真武大帝、玉皇大帝、李靖、哪吒、以及关羽、赵云、张飞、罗成、穆桂英等等。都成为他们崇信的对象、这些崇信对象的思想资料来源“则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绿特丹、七侠五义诸小说，北中所常演之剧也。”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园的宗教心态与维新派不同，他们对各种崇信对象深信不疑，而不是“神道设教”式的虚假信仰。这些信仰成为“蹈白刃而不悔，前者仆后者继”的精神力量，使之敢于以血肉之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这些信仰固然给予其大无畏的精神，也反映出迷信、愚昧的一面。这种信仰在政治上则表现为笼统地排外，感情泄愤多于理智的思考，强烈的爱国主义与落后保守思想纠缠混合在一起。

戊戌变法与义和团是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是相同的。如果把这两个运动所体现的政治态度和宗教心态联系起来分析，从中是否可以得到更大的历史启示呢？以政治上说，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代表了近代中国求自强的两种不同途径:从宗教上看，则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上层与下层信仰的脱节。政治上的分歧与宗教信仰的脱节，这二者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呢？基于对历史的客观分析，如果重新审视李提摩太对戊戌变法的批评，不无一定道理。李氏说:“我们认为一个彻底的中国维新运动，只能在一个心的道德和新的宗教基础上进行。除非有一个道德基础，任何维新运动都不可能牢靠和持久。”

康有为倡导“尊孔保教”，一方面体现了维新派学习西方，改革中国宗教重建道德基础的努力，一方面，也表现出其囿于传统、迫于现实压力的无奈与矛盾。也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走向近现代的进程似乎注定是坎坷曲折的。随著时间的推移，历史场景的变换，中华民族那种在外来压力下产生的民族思想和非理性反抗，也会逐渐被世界大同的理想和理智的进取精神所取代。掩盖着基督教本质的非本质的外在现象会逐渐消退，人们会越来越深刻地体认到基督教永恒的价值意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会不断地审视中西文明的优秀传统，从中发掘出其历久常新的人类普遍价值，建立中国的真正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