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基督教国家偶然产生了现代科学技术而败坏了基督教的道德。国人杨毓辉批评说:“盖教中之所为，实与教旨大相谬。耶稣云:批尔右颊，则转左颊以予之。其宽予也如此。今西国教士乃音转宽而为躁，变柔而成刚，并且偶有事端，动辄请兵轮恫吓。我既赔偿巨款，彼更索辟码头，此岂耶稣传授心法乎？”

显然西方传教士这种背离基督教道德的态度与方式，阻碍了中国对基督教精神的认识与信仰，具有文化修养的中国上层社会，还可以理性区别基督教教义与传教士的行为，而中下层社会则更多地以传教士的行为来评判基督教，“民间则不谓其教为善，直谓其引人为非，视为妖妄之谈，斥为邪蛊之术。”

应该说，19世纪反基督教风潮的产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种情势下，大多数中国人很难理性地认识基督教，也不能心平静气地审视中国固有文化。相反，传统的反教思想被激化了。而且其中非理性的感情因素增多了。中国人认为基督教反对祠孔祭祖，违背了中国儒家伦理，由此扩展开来，人们甚至盛传教会男女淫乱，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乱伦，采生折割，挖眼剖心以制药，并对此深信不疑。这些传说往往成为某些教案发生的点火索。民族思想，反教的传统再加上数千年封建专利主义形成的愚昧，使中国社会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排外浪潮。人们往往不分国别教派，“统闻洋人名而即恶之”，“各处民人不问天主，耶稣有无区别，而皆指为天主教也。不知西洋各国，疆界有分，而概视为外国人也。祸端一起，凡驻居中国之西人所在，皆为危境。”

有些保守派官员甚至反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即多材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他们害怕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士子学人，与西方人过多，“遂终身依附于彼”，“翌其教牢不可破，而忠义之气自此消矣！”“恐西学未成而中原多故也。”

在这里排外浪潮中，不仅“天主教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的和自外于中国的国体。”

而力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自强的洋务派，在中国社会中也得不到普遍的支持，以致常常受到社会的歧视与攻击。如光绪18年（1892年）“湖南通省公议”攻击讲洋务自强的巡抚吴大微“勾结夷鬼，狼狈为奸”，还把具有较先进思想的郭嵩焘、曾纪泽、朱克敬、张自牧称为“四鬼”，王闰运《湘绮楼日记》载湖南人郭嵩焘一联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人至耻辱为伍。皈依基督教或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的中国人，更受到社会的仇视，致使受过教育的中国教徒，都尽量隐瞒自己的基督教徒身分，如王韬在其著作中几乎没有一字提到他是一个基督徒。王韬在《弢圆尺牍》中曾描述其因受聘墨海书馆而处困境，说:“目论之士，以此为获罪名教，有玷清操，或则肆其妄谭，甚至加以丑诋。苦衷莫惊，初志谁原，举世悠悠，怜才者不可得耳，呜乎！留则百喙莫辨，归则半倾未置。名誉不立，谁停侯芭之东，汲引无间，敦赁伯通之疾，左右都非，进退维谷，坐是忽忽若忘，闷闷不乐。”

在这种情势下，作为政治家的康有为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在自强途径上的分歧散涣，使之试图利用宗教来提高国民道德，统一全民族思想，他也认识到基督教对于西方文明产生发展的意义；一方面社会上反教排外浪潮，使之不可能公开倡议崇奉基督教，而不得不迁就现实，将中国传统的儒学宗教化，化为变法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和精神依托，其《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著述即为此而作“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而维新派却不得不宣布“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

亦即宣布戊戌变法与基督教无关。现实中国的困惑摇摆，必然使“尊孔保教”在理论上充满矛盾，在实践中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

三、“尊孔保教”失败的启示

戊戌变法的内容包括了科学技术物质层面，政治法律制度层面和宗教思想层面，所涉及到的层次不可谓不深不广。但是戊戌变法只维持了百余日即告失败，而原因正是变法维新缺乏群众基础，戊戌变法失败标志著从师夷派、洋务派到维新派试图通过学习西方以自强的努力的失败。几乎与此同时，下层社会以及清政府的保守派，却以排外的形式开始了对帝国主义的非理性反抗。尽管维新派通过科学努力，试图从中华民族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在求自强的方式上达到一致，但戊戌变法的失败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却标志着这种努力的失败。“尊孔保教”在实践中无法起到预期的作用。从中国历史的原因看，这并不能完全归结康有为个人努力的失败，而是反映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曲折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近代化是一个与西方思想文化冲突融合的过程，并不像较早进入近代化的西方国家，其社会自身力量产生了内部创新，是由下而上的渐进变革，有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般自然而然。中国在外部强大压力下进入近代化，其社会自身内部变革的因素很微弱，由外力引起的变革显得如此突然、生硬，有固有的社会体系，思想观念受到巨大冲击，由此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思想。从前述可知，这种民族思想既可以作为变法自强的动力，也可以成为排外以保持中国传统社会的动力。总之，如果抛开外力压迫这一因素，从中国社会自身看，传统的结构仍是其运作的轨迹。少数社会精英变法求自强的思想得不到社会普遍的认同。民族思想固然无法成为全民族团结的政治力量，康有为伧促而立的孔教，又焉能在短期内成为民族团结的力量，以及维新动力的精神依托呢？似乎只有经过多次的失败，反复的努力，才可能使中国社会自身内部变革的因素生长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