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症结

韩国财阀在国家经济起飞和对外扩张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财阀出了问题就彻底否定其作用。韩国财阀的作用至少可以归结为3点:第一，财阀是韩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火车头。韩国经济的起飞取决于财阀的崛起；第二，财阀是韩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在韩国经济外向型发展中，财阀由组建出口导向企业，到组建综合贸易商社，再到走向跨国公司，对亚太乃至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第三，财阀是韩国经济转型和升级的助推器。它促进了韩国经济技术的高级化和现代化。

但是，我们也看到，韩国财阀的弊端相对于其作用而言同样非常明显。在如何看待韩国的财阀上，有两种倾向是欠妥的:一是在财阀兴盛时，就大吹特吹韩国的财阀，甚至主张中国照搬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二是在财阀危机时，就彻底否定韩国财阀甚至所有大企业的作用。我们不能把韩国财阀的问题与大企业的问题简单地划上等号。实际上，韩国的财阀相对于世界上其他顶尖大公司而言，其规模其实并不大。“现代汽车公司”是韩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其规模只有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7％，“三星电子公司”也只及日本松下公司的14％。[3]但为什么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特别是美欧的大企业兴旺发达，而韩国的大企业则危机四伏？问题不是出在大企业本身，而是韩国财阀所特有的弊端所至。我们前面讲过，韩国的财阀与欧美国家的大企业集团有很大的不同，存在许多与现代企业格格不入的东西，而问题恰好就源于此。

1.政企不分造成官商勾结和社会腐败。客观地讲，没有政府的扶持，韩国财阀绝对不可能发展到如此地步。然而正是政企之间这种超乎寻常的关系，给韩国经济危机埋下了导火线。由于政府与财阀之间关系过于密切，政府陷入财阀的圈套中不能自拔。政府支持，财阀规模越来越大，财阀规模越大，影响就越大，政府不能让其破产，反而给予紧急援助和保护，这又进一步助长财阀“大马不死”的心理，诱使财阀不计成本、不讲利润、不怕亏损，盲目进行扩张，这样反过来又增加财阀的经营风险。同时，优先发展大企业的策略，抑制国内中小企业发展。更主要的是，政企不分很容易造成腐败的滋长和蔓延。由于韩国高级官员直接参与贷款活动，金融机构按照官员的“明言”和“暗示”贷款给财阀，财阀再把巨额利益返送给这些官员。韩国的腐败向来以官商勾结为特征，以行贿受贿为主要内容，全斗焕、卢泰愚及金泳三等韩国前总统无不涉及这样的利益输送案。这种“政企勾结”的现象，不仅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腐败，更是一种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它使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能得到合理配置，成为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

2.家企不分造成人治结构和封闭体系。韩国财阀是比照日本的大财团建立起来的。但韩国家族财阀与日本的“系列企业”是有区别的:日本在战后解散了家族财阀，系列企业是以银行为核心，相关企业相互持股、相互配套的企业群体。而韩国财阀很大程度上还是家族所有和家族经营，经营管理体制不透明。家企一族，家长说了算，内部董事、监事形同使虚设。财阀内子公司之间利用转移定价逃避税收，子公司相互担保掩盖债务风险。此外，财阀内部还拒绝外部优秀人才担任高级职位，近亲把持。这些财阀虽表面上是实行公司制，但与国际上通行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相距甚远，带有浓厚家族色彩。航空母舰靠家族治理结构来支撑，焉有不出事的道理？

3.盲目扩张造成效率低下和调整困难。多角化经营有时是企业分散风险和追求发展的好办法，不能一概否定，但韩国财阀的多角化经营显然走过了头。在政府扶持和竞争激烈的条件下，韩国财阀把增加市场份额看得比增加利润更重要，盲目扩张，造成各财阀结构雷同，自成体系，使投资分散重复，相互恶性竞争。如“起亚”是生产汽车的，然而它却向建筑、钢铁等领域扩张；专门生产酒类的“真露”也向自己没有竞争优势的建筑、流通、电气等盲目扩张，最终因“手伸得过长”而解体。韩国财阀在十几个、甚至在几十个互不相干的产业领域中经营，根本违背了市场经济专业化分工的原则。1997年美国《幸福》杂志统计分析，韩国进入500强的12家公司，年收入增长达16.5％，远高于全球500强0.5％的平均增长速度，但其利润则大大低于500强25.1％年平均增长水平。另据资料显示，1996年，韩国最大的49个财团净利润只有6500万美元。[2]问题更严重的是，财阀即使效率低下，但调整起来却非常困难，所谓“船大难调头”正是这个道理。

4.高额负债增加经营风险和金融风险。扩张迅速和财阀间投资重叠，造成财阀间竞争过于激烈，进而造成获利降低，迫使财阀靠高负债经营。财阀靠着政府这棵大树，大肆从金融机构贷款，盲目地扩大投资规模和势力范围，造成超乎寻常高负债率。韩国金融方面的的两个因素又使财阀高负债成为可能:一是政府对大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使银行对财阀放贷条件放款；二是财阀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循环担保。高负债不仅增加财阀本身的风险性，而且有可能把银行拉下水，把国家推到金融危机的边缘。大财阀才是韩国金融风暴的源头。

四、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启示

通过对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实践的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政府作用不是无限的。在韩国财阀的背后，有一只巨大的政府“有形之手”充当保护伞，政府不仅从外部强力支持财阀的发展和扩张，而且直接渗透到财阀的具体管理和运作之中。政企的亲密合作，造成政府与企业职能错位，产生“政经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这是造成大财阀破产和韩国经济危机的总根源。我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在政企关系上与韩国的大企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过去国有企业发展靠政府，今天国有企业扭亏也靠政府，这不是一件好事情。韩国在政府主导下的大企业发展模式造成的政治经济后果，我们应该引以为鉴。国有企业的本质就是政企不分，要使国有企业政企不分造成的负作用降到最低点，唯一的出路就是尽量减少国有企业，社会和市场能做好的，政府最好不要参与，在政府的怀抱中培养不出市场的弄潮儿。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维持社会和市场秩序。所以，如何把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政治权威合理地引进经济运行，把行政秩序糅入市场秩序之中，使政府支持不超度，与政府角色不错位，是我国政治经济改革面临的新课题。

2.企业不是越大越好。韩国采取的是“高层建筑”型的产业发展战略，即重点扶持“据点企业”，以财阀为中心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这一发展模式在一定阶段或一定范围或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作为一个长期和全局发展模式，其局限性却相当大。韩国就是陷入了越大越好的思维定式，在政府扶持下盲目“扩大化”。企业不是越大越好，当然也不是越小越好。企业的规模不能由政府说了算，而应该由市场和产业本身定夺。过去，我国政府提出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命题就值得商榷。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是小也不能放，非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是大又何必抓？否则政府不但会被拖累，而且会影响自己做应该做的事，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企业本身未必就有利。国有企业规模变得更大，并不一定变得更有竞争力。华盛顿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格雷格·马斯特尔说:“简单地把企业变成财阀体制这种做法不会解决这些问题。那只会把亏损的国有企业变成亏损的财阀公司。”[7]

3.企业负债不是多多益善。借钱发财本是正常事，但如何借钱、借多少钱却值得讲究。韩国大企业问题其实不是高负债率本身，而是如何出现高负债率的。韩国财阀的高债务的形成一靠子公司相互担保，二靠政府担保、授意借钱或直接借钱。这样的债务对借债企业约束力就值得怀疑，反正由别人承担责任何乐而不为，多多益善。这是诱发韩国大财阀没有风险意识，不计成本效益甚至后果盲目扩张的主要因素之一，结果是把其他企业、银行、政府拉下水。我国国有企业过去的债务形成机理与韩国财阀似乎有些相似之处。我国国有企业负债率虽然没有韩国财阀高，但债务风险不容低估。如果中国银行体系放开，拒绝向那些严重亏损的企业贷款，中国会有多少大中型国有企业倒闭呢？其实，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是某一个企业的高负债问题，实质上还造成国家有限资源的浪费。

4.家族作用不是万能的。韩国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其财阀就是一个家族共同体，以家族为中心实行联系，忠孝尊卑的思维和行为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表现非常明显。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前些年对韩国50家大财阀调查表明，除家族关系无法确认外，有23家控制在创始人手里；有25家完成由创始人与其接班人的交班过程，其中20家交班给儿子、3家交班给兄弟、1家委托给外甥。[2]应该承认，家族在稳定企业人际关系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统一的家族制企业模式也存在重大隐患，那就是它对外部人才和新事物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不利于企业的创新与发展。如何把发挥传统家族的积极因素与现代科学管理结合起来，实行由家族治理结构向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转变是私人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