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GNP和环境破坏、污染相关联，都留先生关于GNP指数中福利内涵的思考也是卓有见地和富于启发性的。他认为，在通常概念中，是把GNP的增长等同于经济福利的增长的。但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的日本经济以罕见的高速度增长的20年中，这个概念受到了极大的怀疑。这是因为事实告诉人们，GNP的快速增长带来了诸多的负效应。其中，由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即为其突出例子。并且，这些后果总是使得社会中最脆弱的一环受害最深。GNP的计算方法只是充分考虑建设的一面而忽视被牺牲一面的不良后果的，而当纠正措施出现在市场上时，也会以正值计入。福利内容在本质上是具体的，当所有的商品和劳务汇总到GNP或国民收入中时，都只有单一的内涵，即其市场价值，从而所得出的这种数量上的记录并不一定能与具体的福利内容相联系。GNP的福利内涵还与社会财富的耗竭有关，生产过程中的某些资源是无法重置的，如地球的矿藏就是如此。竭泽而渔对于GNP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人们提供的是一个“牺牲花园扩大厨房”的例证。

当有关环境公害的诉讼日多、环境保护的呼声日高、环境问题日渐在全球范围内已不是什么计算费用和利益问题、而是作为人权的一部分被重视时，日本一方面加强了环保的力度，并允诺为全球的环境做出贡献。与此同时，却为了保护本国的环境而从他国大量进口木材作为工业材料，由此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精神不免引起人们的质疑，将其视为长期以来施行的国内政策的国际延伸亦无什么不妥。

都留教授似也赞成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来说，以GNP衡量的经济增长，也许是意味着经济福利的进步”。⑨ 但我国在追求GNP增长速度时，还是应充分考虑其“福利内涵”的。近年我国政府所强调的可持续发展，即其内容之一。日本的前车之鉴，堪可记取。

对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其经济、精神之所以陷入困境的原因，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马尔·菲尔德认为，这并非源于昔日所谓引导日本走向成功而今走向反面的“日本特殊性”，而是来自其具体的政策决定过程和全球规模的压力。⑩ 譬如，日本那些严重破坏环境的削山填海的巨大工程及其他公共事业为什么会得以无休止地进行呢？即使已在90年代经济低迷的泥潭中挣扎之时。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这种大规模的自然改造同蔓延于日本的政治腐败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上。这即是加文教授在其所著《虚幻的乐园》中称之为“土木建筑国家的病理”中的关键性的一个病灶。他指出:“战后的日本，……利用建设公共事业谋求私利的大型贪污体系已形成……这个体系的本质是权力再生产和利益分配，建筑只不过是附属行为而已。”？ 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一体系的具体运作方式，即“政府建设省向建筑公司提供建设工程的机会，这些建筑公司经常得到业务来源，无参加竞争的必要。建设项目的预算中被大搀水分，即使抽走3%以上缴政府的缴纳金后，仍留下充足的利润。……政府建设者的官员退休后，便坐上建筑公司准备好的待遇优厚的名誉位置。如政府官员想参加竞选，建筑公司便出钱支援。这样，建筑业、政府官僚、政治家三者利益分享的魔环形成了。”？ 由始于70年代、至90年代这一结构性共谋体系被曝光，人们从而得知20亿至30亿日元的契约金额的1%和超过100亿日元的契约金额的0.5%被作为礼物送给政治家。而从公共事业的预算规模看，每年有超过3000亿日元的资金从公共事业上流入政治组织或政治家个人的腰包。这样一个政界、官僚、财界相结合的共谋之环带来了多方面的严重后果。它不仅是泡沫经济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而最令人注目的是直接造成了90年代初的日本的政治危机。人们由此加深了对政治的不信任乃至憎恶，给政府形象、公共道德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某种社会危机，如奥姆真理教的活跃也不能说与此没有关联。公共事业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却是长期沿着这样一个魔环在运转。而在利益驱使的互动中，经济的“增长”和魔环的转速都在不断加快。本应是与公众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公共事业，竟成为某些人大肆分食鲸吞公众血汗的肮脏交易的渊薮。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伊东光晴也指出:“综观战后政治，其腐败在于土木建筑业界和政治家的关系之中。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关系，日本政治是不可能改革的。”？ 日本的资源状况使其将贸易立国作为国策，而迫于贸易摩擦加剧的压力，作为扩大内需的施策，或作为萧条对策的扩大公共投资，所谓“列岛改造论”、“综合开发论”，一浪高过一浪，达到了为追求增长而增长的狂迷程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另外，日本出于维持增长的需要，对效率和生产率的追求已达到近乎病态的地步，这就把普通劳动者逼入成为俎上之肉的窘境。他们成了公司的终生奴隶——尽管当时他们并不是这样意识着的。“过劳死”可以说是对公司的忠诚心超过了生理极限的一种发人深思的现象。而“工蜂”、“兔子窝”等词汇所象征的工作状况及生活基本条件并未随经济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改变。战后以勤奋、好储蓄、无条件服从和几乎是禁欲式的一代公司职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奇迹是由他们创造的，而他们所付出的与得到的，其比例又是怎样的呢？经济效率至主义上的精神指归，恰恰是本末倒置的东西。自然，普通劳动者成了这种超越现实需要的经济增长主义的奴隶和牺牲品。加文·麦考马克指出，日本是世界上少有的经济至上主义主宰一切的国家，而像日本那样深感富裕之虚幻的国家也极少。当现代化的玫瑰色的梦实现时，人们对现代化的信奉反而减弱了。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日本经济增长模式的中心要素之一，是忽视社会和个人的目标，一味追求企业的目标，把扩大市场占有率作为最有价值的工作，浪费物资，将人的生活极端程式化。诺尔马·菲尔德也指出:“战后日本是为经济增长而增长的典型社会。即使不是故意的，这样的社会必然导致无视国民的福利，而且根本地阻碍了认真理解和讨论生活条件的可能性。”？他还进一步指出:“当一个国家的国民长期极度地忙于生产时，并且当娱乐被狂乱地追求时，怎能期待这个社会会采取应有的措施来赔偿日本在战争中制造出的外国受害者，如从军慰安妇和被强制劳动的矿山工人呢？”？

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努力的精神指归，无疑应该是为了建设一个富裕、合理和充满人性的社会。而离开人们真正需求的资本扩大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病因。针对日本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与此种精神指归相乖离的情况，不少学者认为，今后，日本经济较理想的发展状况是将增长保持在零增长的水平。——都留教授特别提起许多日本人久已忘怀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名言:“没有必要指出，资本与生产的静止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进步也处于静止状态。各种精神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仍可以和以前那样大有发展余地，当人们不再被只求生存下去的思想所主宰时，提高艺术生活（极大可能会得到提高）也就大有可为。”？ 而日本人更应注重与自然的和谐，把劳动人性化、生活艺术化和余暇享受化三要素综合起来，将日本的能源转向有利于自我创造和社会生活之上，从而使脱离经济增长的社会制度获得智慧和成熟。“每个人都富有的那一天或许并不那么遥远。——到那时候，我们就能去掉那些困扰了我们两百年之久的伪道德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我们曾将一些最讨厌的人类品质称颂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到那时我们将能再一次珍视目的甚于手段，珍视美善甚于实用。”？——这也许就是我们对21世纪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