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之后

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和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

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正日益相互渗透，而且因为知识作为力量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和分享，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经济力量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分散。在未来的年月里，不大可能再有哪一个大国像美国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那样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大约30％的水平，更不用说像美国在1945年那样占世界总产值的50％。根据有些估计，到本世纪末，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将占全球的20％，到2020年可能降至10－15％；同时，欧洲、中国和日本等大国的份额将上升到与美国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经济不再可能由某个单一实体所主宰，就像本世纪美国曾做到的那样。这显然将产生深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

另外，正是美国社会多民族的和例外的特性，使美国易于推广其霸权，而又能使这种霸权看起来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国家的霸权。比如，如果中国寻求全球性的首要地位，那么，它的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会被别国看作是试图强制推行一种一个国家的霸权。简单地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寻求任何基本上是一国的全球霸权设置了额外的和重要的障碍。

相应地，一旦美国的领导作用开始减弱，美国目前的全球性首要地位似乎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国家单独重新获得。这样，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全球性首要地位将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持久遗产？”

答案部分地取决于这种首要地位会保持多久，以及美国将以多大的力量来塑造一个将来能更正式地固定下来的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框架。实际上，由于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原因，美国建设性地利用其全球性力量的历史机遇可能被证明是相对短暂的。真正的平民主义的民主从来还没有在国际上取得过主导地位。对实力的追求，特别是运用这种实力所要求的经济代价和人的牺牲，总的来说与民主的本性是不相符的。民主化有利于防止国家被动员起来追求帝国野心。

的确，有关未来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在于美国是否会成为第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运用其实力的超级大国。它是否有可能变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全球性大国？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同“美国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3］

而且，随着美国日益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除非面临真正大规模和被广泛认为是直接的外来威胁，在美国国内就对外政策问题达成共识将远为更加困难。这样的共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在冷战期间是普遍存在的。然而，这种共识不仅植根于公众普遍深信并认为正受到威胁的民主价值观中，而且源于同作为敌对性极权主义受害者的绝大多数欧洲人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亲近感。

由于缺乏一个类似的外来挑战，如果美国的对外政策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根本信仰或广泛存在的文化－种族方面的同情心，如果这种政策还需要长期的有时是代价高昂的帝国性介入，那么，美国社会就更难就对外政策达成一致。关于美国在冷战中历史性胜利的影响，也许有两种极端不同的观点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在全球的介入，而不考虑这对美全球地位造成的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已经到来，美国甚至应该为此放弃它的某些主权。这两种极端看法都拥有各自拥护者的忠实支持。

更广泛地讲，美国文化上的变化也可能与其在国外持续行使真正的帝国性力量不相协调。这种力量的运作要求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动因、理念上的承诺和爱一国主义的满足。然而，这个国家的主导文化已经变得日益定位在大众娱乐上，极大地受控于个人享乐和逃避社会责任的主题。日积月累的结果是，美国更难以为长期保持有时代价很高的海外领导地位而激发必要的政治共识。大众信息传播在这个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使任何有选择地使用武力的行为，哪怕只带来低水平的伤亡，都会引起强烈反感。

另外，美国和西欧都一直感到难以应付社会享乐主义的文化影响，和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的社会中心地位急剧下降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本书第一章中概述的帝国体系的衰落在这方面与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产生的文化危机又与毒品的蔓延，特别是在美国还与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最后，经济增长已不再能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这种欲望又受到一种鼓励消费的文化的刺激。如果说一种历史忧虑感，甚至一种悲观主义在西方社会较有影响的阶层中正变得更加明显的话，这并非言过其实。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在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经验以及极权主义挑战的破坏性后果之后，担心西方可能已经变得“精疲力竭”了。实际上他的担心是：“二十世纪的人已经变得不如十九世纪的先辈那样自信。他从自身的经验中看到了历史中的黑暗势力。一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事情再度出现了：狂热的信仰、一贯正确的领袖、奴役和屠杀、人口的灭绝、残忍和野蛮”。［4］

对冷战结束后果的普遍失望使人们更加缺乏信心。不仅没有出现一个建立在共识与和谐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那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东西”反而突然变成了未来。虽然种族与民族冲突可能不再有导致大战的危险，但确实威胁着全球许多地区的和平。所以战争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成为过去的事情。由于富国因受较高的技术能力和自身利益的约束而会避免自我毁灭，战争可能已成为只有这个世界上的穷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在可预见的未来，占全人类三分之二的穷人，大概还不会按富人对他们的约束来行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冲突和恐怖主义行动至今还引人注目地没有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自律能维持多久本来就是无法预见的。然而由于不仅各个国家，而且各种有组织的集团越来越容易获得能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手段，包括核武器或细菌武器，它们使用这些手段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加。

简而言之，美国作为世界上首要的大国确实面对着一个并不很宽的历史性机会之窗。目前相对的全球和平可能是短暂的。这种前景使美国迫切地需要参与世界事务。这种参与必须有意识地把重点放在加强国际地缘政治的稳定上，并足以使西方世界恢复历史的乐观主义情绪。这种乐观主义要求表现出有能力同时对付内部的社会挑战和外部的地缘政治挑战。

然而，西方乐观主义的重新激发和西方价值观的传播，不仅仅有赖于美国和欧洲。日本和印度证明，人权观念和民主化试验的重要性也适用于亚洲的条件——不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是在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因此民主在日本和印度的继续成功，在保持人们对未来全球政治面貌更加充满信心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的经验以及韩国的经验确实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对付这些挑战既是美国的负担，也是它独特的责任。考虑到美国民主的现实，一个有效的办法将要求公众理解美国的实力在造就一个不断扩大和稳定的地缘政治合作框架方面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这一框架在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将成功地遏阻一个新的大国挑战的出现。这两个目标——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和阻止一个大国对手的出现——与美国全球参与的更长远目标是不可分的。这个目标就是创造一个持久的全球地缘政治合作的框架。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为美国确定一个冷战结束以后新的主要全球目标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是片面的，没有把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需要与保持美国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可以举出近期所做的一些尝试为例。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的头两年，在倡导“专断的多边主义”的同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当代力量的基本现实。后来，取而代之的重点是主张美国应该集中注意在全球“扩展民主”。但在这同时又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对美国来说仍然重要的是保持全球稳定，甚至是推进某种权宜性大国关系，比如与中国的关系，虽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大国并非都是民主的。‘作为美国最优先考虑的政策，一些焦点更集中的主张就更不能令人满意了，例如强调要消除全球收入分配中普遍存在的不公，要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特殊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或要抑制武器的扩散等主张。其他一些主张——美国应集中重视保护环境，或者更狭窄地把注意力放在制止地区战争方面——也都往往忽视了全球力量的基本现实。结果上述主张都没有充分考虑实现起码的全球地缘政治稳定的需要，而这种稳定正是既延长美国的霸权地位又有效地避免世界无政府状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简言之，美国的政策目标无疑必须是双重的。一是把美国自己的主导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长远一些。二是建立一个地缘政治框架。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会政治变革必然带来的冲击和损伤，又能演变成共同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的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在美国的鼓励和仲裁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渐扩大与欧亚主要伙伴的合作，也能有助于为最终革新现存的越来越过时的联合国体制创造先决条件。这样，责任和权利的重新分配就能充分考虑到全球力量变化的现实。同1945年的情况相比，全球力量已有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努力还将有另一个历史性优势，那就是得益于在更为传统的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正飞速发展的全球联系新网络。这个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许多具有跨国的性质）和科学界组成的网络，由于因特网而如虎添冀，已经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全球体系。这一体系天生就是与更机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相一致的，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可以这样产生，并可以逐步接过目前暂时负责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执政者”的衣钵。在这一事业中的地缘战略成功，不啻是作为第一个、唯一的一个和最后的一个真正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所发挥作用的恰当遗产。

--------注：［1］1997年2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布鲁塞尔举办的美欧问题研讨会上，曾为此目的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涉及了为减少政府赤字而共同努力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为加强跨大西洋的防务合作和促使欧洲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而建设一个更强的欧洲防务工业基地等一系列问题。在戴维·c·戈彼特和F·斯蒂芬·拉里比编辑的《美国与欧洲：新时期的伙伴》（1997年兰德公司在加利福尼亚SantaMonica出版）一书中，有一个有用的清单列出了旨在促使欧洲发挥更大作用的类似的其他建议。［2］在此引用我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同事安东尼·H·科德斯曼的明智意见（在其关于“对美国的美国威胁”一文第16页提出，该文章是他1997年2月在陆军战争学院演讲的演讲稿）是适当的。他告诫人们警锡美国把一些问题，甚至把一些国家妖魔化的倾向。他指出：“在对待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方面，美国把确实构成威胁但威胁性又有限的敌对政权‘妖魔化’，却没有为自己的战略制定出任何可行的中期和长期的收拾残局的方案。美国的决策者不能企望完全孤立这些国家，把它们视为完全相同的‘无赖’或‘恐怖主义’国家也是毫无道理的。……美国生活在一个道德界限并不那么明确的世界，不能靠把它变成一个黑自分明的世界来取胜。”［3］《一个正在出现的共识——对美国公众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态度的研究》（科利奇帕克：马里兰大学国际和安全问题研究中心，1996年7月）。值得注意且与前面所述并无不同的是，该中心1997年初所做的研究（主要调查人是史蒂芬·卡尔）也显示一个相当大的多数支持北约东扩（62％支持，其中27％强烈支持；只有29％反对，其中14％强烈反对）。［4］汉斯·科思《二十世纪》（纽约：1949年）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