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提倡“合理谋利”的教诲，促使人们，主要是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靠自身的努力去扩大生产、创造财富，并且创造出一种可以引发农民市场兴趣、把他们富余产品拿到市场出售获利的新机制。随着这种自治城市与乡村之间经济联系的日趋紧密，从而形成了国内市场，并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是促进了加工产业的专业化分工，最终产生出英国的民族工业；其二是孕育出一种与纯农业社会完全不同的精神追求和价值体系，正是由于这种追求和价值体系，才产生出工业民族精神。

但仅有精神是不够的，英国在工业化道路面前还有许多障碍，在这方面思想家们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从霍布斯开始，到威廉·配第，再到约翰·洛克，他们的著作，都阐述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即个人通过劳动所得到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天赋人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政府或国家应该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到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这一思想渐渐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了。工业化是一个财富急剧增长的过程，很多国家一直到工业化带来的财富增长之后才认识到确立私有财产权原则的重要性，而英国却在工业化到来之前就解决了私有财产的地位问题，这也是英国率先走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个重大障碍便是重商主义。作为指导英国发展的国家政策，重商主义曾帮助英国保持过去的财富，但在工业化方兴未艾的时候，它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于是，突破重商主义的束缚，为经济“松绑”，就成为时代的需要，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总之，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发生，根本的一个因素是:“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了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保证社会有宽松、平和的环境，让人们追求个人的目标，最大程度地发挥创造能力。如诺思就认为:“随后而来的17世纪的政治动荡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结构，它进一步巩固了自愿团体的所有权，使经济活动的增益为一个社会所有，在这个社会要素和产品市场已发展到足以促进这种扩张。”又如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所总结的那样: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是由于该国……社会和政治结构、人民精神面貌以及价值标准已经发展到适合于工业化的程度。……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

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自由放任”和工业霸权

恰如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来之不易，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也是经过了一番努力才获得的。工业革命前，英国政府根据重商主义原则，长期实施限制进口、支持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最典型的行为是1815年制定的《谷物法》，规定当国内小麦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外国谷物进口。这项自私的法令保证地主阶级继续获取高额利润，却严重损伤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二三十年里，他们一再举起“自由贸易”的旗帜，要求废除《谷物法》，改变政府现行经济政策。

英国的经济自由理论，可追溯到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学说。与重商主义认为一国的财富取决于它的贵金属拥有量不同，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一国的财富最终取决于一国可以用来和他国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因此，国家的生产能力是一国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要增加一国的财富总量，就必须发展本国的生产，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休谟指出:对外贸易的好处是，既使臣民富裕，又使国力强盛。……总之，一个从事大量进出口的王国，比起一个满足于商品自给自足的王国来，其工业必然更加发达，在生活方面更讲究舒适。因此，这样的国家就更富裕，更幸福，也更加强大。经济自由还要求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生活，这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的状态下才能最好地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会对经济造成破坏，只有 “一只看不见的手”即纯粹的经济规律不受节制地起作用，才能把这个国家引向富强。杰里米·边沁也告诫说:良好的社会应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只有当每一个人都追求到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时，全社会的最大利益才能够实现。斯密—李嘉图的“自由经济理论”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是英国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引导下英国走上了自由资本主义道路，它一方面使英国顺利完成了工业化，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但同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给后来实行工业化的国家留下许多深刻的教训。

1846年皮尔政府正式废除《谷物法》，1849年罗素政府废除《航海条例》，英国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得到了充分体现。与此同时，英国在40年代也完成了工业革命，“乡村建起了灰暗的厂房，城镇竖起高耸的烟囱，工厂里回荡着机器的轰响，高炉前喷发出铁水的光亮。工业已成为国家的命脉，人们靠工业、而不靠农业生存。”

工业革命也使英国顺利登上了世界工业霸主的地位:185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金属制品、棉织品和铁产量的一半，煤产量的2/3，其他如造船业、铁路修筑都居世界首位。1860年，英国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40%～50%，欧洲工业品的55%～60%。1850年英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20%，10年后增至40%。英镑成为国际货币。185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向全世界展示了英国工业化的成果，并宣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但英国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02%，人口在当时只有1000多万，远比欧洲其他国家少得多。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联合王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却似乎具有相当于全世界潜力40%～50%的现代工业能力。”用英国史学家L·C·B·席曼的话说，工业革命使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一个时代的风气如新世界的大河汹涌奔腾，不可阻挡，而率领这个新世界的，正是工业革命的摇篮——英国。

保守政治:“有保留地变革”

英国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政治上进入一个保守时期。这个现象在许多国家后来都出现过，即经济激变与政治保守同时并存。在英国，“保守”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开历史倒车，甚至也不意味着抗拒变革；它意味着尽可能长地保持某个事物，并且在不得不进行变革时把变革的幅度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这样一种保守主义，可以追溯到革命时期。如前所述，英国内战是由议会与国王的冲突引起的。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力图变革的议会却长期以来指责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等国王“标新立异”，背弃传统。

因此在英国革命中，要求改变现状的人自称是在维护传统，而竭力维持现状的人则被指责为“标新立异”。如1640年长期议会召开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国王，说他侵犯了国民的自由，违背了国家的传统等等。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发动革命的“革命者”们（这是他们决不会承认的，他们认为自己不过是恢复了英国古老的传统）都认为英国已建立起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因此任何变革都只会摧毁这种完美性，导致恶劣后果。因此英国从此进入一个全面保守的时期，不仅托利党保守，辉格党也保守。事实上在“光荣革命”以后很长时间中辉格党一直掌权，但他们决不想对现存制度作任何变动。正如当时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1723年~1780年）所说:这种政治或公民自由的观念与实践在我们这些王国（指英格兰和苏格兰）繁荣昌盛、最充满活力，它几乎就是完美无缺，只有其拥有者的愚蠢与过失才可能丢失或摧毁它。但当18世纪中期以后辉格党改变态度，指责这个制度弊病丛生，并提出改革纲领时，托利党的保守功能就开始发挥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