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战争赔款确定后，美国继续拒绝承认德国赔款和盟国债务间存在关系，这个问题不再公开化了。盟国的确需要德国赔款来偿付美国武器债务。美国不根据德国的战争赔款来调整盟国债务，结果是美国榨取盟国，而盟国榨取德国。

美国政府的金融资本为其债务国提供的贷款，甚至不如商业债权人所做的。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就要求其盟国开始带息清偿由其信贷融资的军备及相关援助费用。在战争史上，没有一个盟国被要求清偿它的军事援助款。按照普遍惯例，提供给盟国的军备经常作为战争成本，被一笔勾销。这一次，战争债务被记录在案。老鹰已经伸出利爪。

确实，美国拒绝参与盟国间债务问题的协商，与盟国在《凡尔赛条约》中集体对待德国的立场相比，代表了一种更加不妥协的立场。《凡尔赛条约》本身没有规定德国赔款的数额和规模，而把这个问题留给赔偿委员会。《凡尔赛条约》第234条特别规定，“1921年5月以后，赔偿委员会将不时地考察德国的赔偿资源和能力，委员会为德国代表进行陈述提供公正的机会，但对延长赔款日期和修改赔偿形式做出裁断，战争赔款应符合第233条的规定；但不能取消任何一部分赔款，除非代表委员会的几国政府特别授权”。从而，虽然德国赔款可以得到重新裁断，甚至在一致同意下被取消，但美国对盟国间债务却没有做出类似的调整。该规定使德国的赔款从1920年的每年70亿金马克下降到1929年的每年仅仅20亿金马克（大约426亿美元，42金马克相当于1美元）。关于这几点，见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有关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的事实》（伦敦:1932年版），特别是第11—32页和第110—39页。外交关系委员会指出，“匈牙利的赔偿支出得到盟国金融管制体制防止匈牙利经济受到重创的保护。她还得到了一笔国际贷款”(《美国的外交关系》，第342页)。实际上，国内征税的能力与将这些税收转变为外汇的能力之区别，就是在亚瑟·萨尔特（Arthur Salter）爵士的敦促下，首次在匈牙利赔款案例中提出，后来成为知名的道斯计划的基本原则(见上书，第578页)。但是，盟国没有得到这样的优惠。这导致盟国不可避免地步入德国最终财政破产的后尘。

当帕欣（Pershing）将军率盟军进入巴黎时，他向拉菲特的坟墓敬礼并宣布，“拉菲特，我们来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一幅广为流传的卡通画，描绘了帕欣将军走向纪念碑前宣布的情景:“拉菲特，我们来了。现在，我们该收债了。”盟国间债务的名义总额是280亿美元，其中，美国具有120亿美元的债权，英国负债约47亿美元，但欧洲盟国又欠英国110亿美元。许多债务是俄罗斯欠下的，而在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俄国的欠债已不可收回。这笔巨额的官方国际债务远远高于“一战”前存在的私人国际投资。此外，虽然“美国提供的战争债务包括商品，但美国要求盟国以美元或等价的美国政府有价证券清偿。这些债务的面值是200亿美元，超过了全世界的黄金储备价值。这一完整的三段论的结论是，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美国都必须接受欧洲的商品或服务，以便向欧洲提供美元外汇”。《美国的外交关系》，第453页。但恰恰相反，美国提高了关税，美联储系统又实施反通货膨胀政策。其结果是把欧洲的黄金抽到了美国。

盟国能够获得资金来清偿美国贷款的唯一可行途径，是坚持要求德国赔款。1929年，一位英国官方观察家评论道:“如果盟国无须向美国支付战争债务，德国赔款问题将是非常简单的。可以轻而易举地确定德国能够赔偿、盟国又愿意接受的数目；但是，一旦欧洲被要求向美国支付巨额战争债务，就难以将德国赔款额定低。”RH布朗特（R. H. Brind）:“战争赔款问题”，载《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刊》（1929年5月），第208页。德国要负担一笔补偿盟国在战争期间遭受大部分损失的赔款，该笔赔款总额超过德国企业的总资产。德国完全缺乏资源，为盟国提供必需的资金，以分期偿还美国及盟国间的战争债务。正如斯诺登（Snowden）所指出的:“当美国与欧洲债务国做出的融资安排充分成熟时，美国一年将收取12亿英镑（6亿美元）的债务。据最乐观地预期，德国提供的赔款一年不超过05亿英镑（25亿美元），尽管道斯计划规定，德国一年最终清偿125亿英镑（625亿美元）的赔款。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相信，德国能够支付得起接近该数额的赔款。从而，上述这些意味着，美国将拿走德国的所有赔款，还可能另加一笔同等数额的巨款。对于一个高举颂扬‘不要赔款，不要物质利益’旗帜的参战国来说，这不是一种坏的安排。”引自杰罗尔特和腾布尔:前引书，第453页。

斯诺登先生的引用语，是威尔逊总统1917年4月2日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提到的。在演讲中，威尔逊说:“我们不想实现任何自私的目标，我们不想征服，不想统治，我们不要求赔款，我们不会因为自由做出的牺牲，而要求任何物质补偿。”威尔逊总统还向比利时承诺，他绝不会要求比利时偿还117亿美元的债务。虽然美国政府同意放弃比利时的贷款利息，但威尔逊的承诺没有兑现。与之相比，英国和法国取消了贷给比利时的更大数额的本金和利息。关于这点，见上书，第301页。正如凯恩斯所说，法国能够“仅仅从德国获取其农村所遭受的损失。然而，“一战”的战胜国法国必须支付其朋友和盟国的债务，4倍于1870年普法战争时战败的法国支付给德国的赔款。与法国“一战”时的盟国或是伙伴国相比，俾斯麦的出手算是轻的”。同上，第276—7页。他坚持认为，结果是“战争将以可支付的沉重负担从一个盟国转移到另一个盟国而结束。这笔债务总额甚至可能超过从敌国获得赔款的数目。“一战”将以盟国间互相欠债这一无法忍受的结果，而不是以从敌国获得赔偿而告终”。

尽管存在上述事实，美国财政部还是强硬地拒绝考虑，根据盟国接收的德国战争赔款情况，变动盟国间债务预定的偿还款项和支付利息。因而，英国不得不转向法国和德国筹集资金，以支付欠美国的战争债务。法国只有转向德国，并在1921年长驱直入萨尔地区，以德国的货物替代法国不能获得的赔款。在这段时期，美国对世界经济形势造成的困难，催生了最严重的国家主义勒索行为。

因而，美国形成为具有绝对优势的世界债权国，完全缘起于政府的运作。这既不是私人海外投资赢得贸易顺差的产物，又不是私人海外投资通过再利用外国投资收益和国内赢利现金而自我扩张的结果。虽然这种私人资金流的再投资确实发生过，但是与战争期间美国对盟国的放贷以及战后提供的救济和重建资金相比，它是小而又小的。

从资本主义时代的其他国家来看，一国政府对外国领土的入侵一般紧随着私人海外投资的增长，尤其是在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的不发达地区。该国政府要么攫取领土来保障本国的私人资本利益在这些地区的扩张，并把其他国家的资本家排挤出去，要么与该地区的统治者达成特别协议，来促成同样的结果。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私人资本都行动在前，政府行为紧随其后。这不一定是事物演变一成不变的秩序，但却是事物演变的正常秩序。毫无疑问，要害在于海外私人利益的培育，这种利益与国家总体利益是一致的。

美国没有遵循这条历史路径来获得世界债权国地位，其动机也不一样。美国海外投资的巨浪不是由私人投资者掀起的，虽然私人投资者确实参与了，但它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浪潮不是主要流向那些具有丰富资源的不发达地区，而是流向工业产出比美国还大的欧洲，欧洲也显然缺乏原材料。美国对欧洲大规模投资的动机主要是政治上的，经济因素只扮演较小的角色。

事实上，上述论点是站得住脚的，若美国政府不干预，美国的私人工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不论在金融上，还是在军事上，都会在欧洲战争和欧洲重建上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益。一个精疲力竭的欧洲，受制于一场不确定的一拖再拖的战争，将把整个大陆拱手交给美国私人金融资本来主导，美国私人资本的资源将部分地来自于根据商业条款向交战双方持续地出售武器。因而，就美国私人金融资本的普遍性而言，政府干预是错误的。一个精疲力竭的欧洲已没有能力继续控制其生产原材料的殖民地，正如“二战”的结果所全面展示的那样。从而，美国政府的干预限制了美国私人资本在欧洲及其殖民地的潜在扩张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