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见的时间，都是在上午早些时候。段光清记录他的召见，每次都是在黎明进宫，等候面君。张集馨对召见的钟点笔录有时严谨一些。道光二十九年的召见，都是五更到宫门等候。咸丰六年十月初三日辰刻（七时－九时）在大内养心殿召见，十三日也是辰刻在圆明园勤政殿会面；十五日丑正（二时）张集馨进圆明园等候，辰初（七时）见咸丰帝骑马过来，张集馨在最后被召见，时在巳正（十时）；二十日仍然是辰刻召见（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页。）。咸丰九年的召见，均在巳刻（九时－十一时）进行，五月十八日这一天，是在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的，张集馨于卯刻（五时－七时）到宫门侍侯，辰正（八时）见咸丰帝乘马而至（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5页。）。据做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记忆，乾隆帝每天必定在卯刻起床，冬天时节驾临乾清官，还要点寸许的蜡烛天才明亮（注:赵翼:《簷曝杂记》卷1《圣躬勤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页。）。咸丰帝基本上在辰刻以前会见军机大臣，而在辰刻召见地方官员，还是传承了祖宗的惯例。据此而言，对道、咸二帝，仍然可以用赵翼的“圣躬勤政”来形容他们的勤于处理政务。

在召见过程中，如前所述，道光帝、咸丰帝获得很多政治、军事、吏治、民风的信息，关于官员优劣的情报，为他们的施政决策提供了思考的素材，所以我们说召见是皇帝信息来源的一种渠道，是理政所不可或缺。但是这仅是召见的表面效果，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信息，与其他来源的资料相结合，被综合利用，能发挥更大的效用。皇帝的信息来源是多方面的，以公文书来说，有秘密的奏折，公开的题本，以及官员的请安折等。面谈，有大臣的，召见、引见官员的，身边太监、宫女的。皇帝将各种途径所得到的信息，常常进行联想，作出综合的考虑。道光帝根据河道总督的报告，就问张集馨水患的事情，听取他的意见，张集馨夏汛、秋汛的辨析，对河督奏报水涨心理状态的明察秋毫，使忧心于水灾的道光帝明了怎样正确对待那些奏报，这大约也是道光帝欣赏张集馨的原因，所以对他屡屡加官，若不是他的驾崩，张集馨的仕宦之途一定会进至封疆大吏，而不会终老于藩司之任。咸丰帝根据浙江巡抚的报告，担心地方治安，太平军、捻军的长期战争，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将他弄得焦头烂额，地方上再出事，安内攘夷的战争还怎么打下去！当然一听说有民变就心急火燎的，段光清凭着自家平服土匪的经验，告诉皇帝不要紧，有法可治，咸丰帝就像吃了定心丸——安下心来。咸丰朝的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正在进行中，但皇帝在英法联军咄咄进逼的状况下，对这种方针不能不进行再思考，听了段光清的意见，他和朝臣心情就平静一些了。这种将各种信息资源调动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作出政令的判决，是图治精神的体现。

2.道光帝是有见识而缺乏刚毅性格的君主

关于道光帝的识见、性格，慕恒义等人认为他“犹豫不决，愚昧无知，气度狭小”（注:慕恒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旻宁》下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喻大华评价道光帝:“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注: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道光朝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7、459页。）。他们所论均有事实凭据，笔者在这里不是要同他们讨论什么事情，而是谈一点想法。

考察道光帝的识见有三桩事情可做依据。其一是继位之初的接受军机大臣英和的建议，清查陋规，整顿吏治，然而刚一实行，遭到朝内外官僚的反对，他立即罢手，并将英和撤职。其二是支持禁烟派，任用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但是英国军舰一打，他又软了下来，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并惩办禁烟中坚人物。其三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前已说过，他在道光十五年(1835)要求张集馨留心经世之学，二十一年(1841)他在策试贡士的“制”文中云:“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注:《清宣宗实录》卷351，“二十一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务实，这是道光帝的一贯主张。清厘陋规整饬吏治，严禁鸦片烟毒，是朝政中的大局，是势在必行的，道光帝认识到了，抓住了，问题就出在不能紧抓不放上。在道光帝的意识里办理这类事情就是整顿，统统属于他不离口的“整顿”范畴。务实、整顿，说明道光帝是有见识的，也是有主见的，确实不是昏君，但是他不能坚持主见，反映了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似乎可以说道光帝能够察觉朝政中固有的那些问题和弊病，至于外国侵略者的汹汹来势之不能识及，就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够认识到的，可以不作深论。要之，道光帝是有识之君，而没有坚毅的品格来支持他坚定自家的主见；而之所以显得主见不足，除了本身的主观成分，还受着客观因素的制约，令他无法坚持固有的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