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有夷船窥伺，臣必亲临督战，奋勇者破格优美，退缩者登时军法从事，以期将士用命，敌忾同仇，一洗向时怯懦之习”，（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牛鉴奏折。）战意明朗。但是吴淞开战，他先援后逃，言词为之一变:“讵料逆夷凶猛，迥出寻常意料之外，此次挫失，臣目击身经，方知凶焰非可猝制。”（道光五月初九日，牛鉴奏折。）随后，他公开上书道光，奏请议和，认为:“从古制夷之道，不外羁縻”。（道光六月初二日，牛鉴奏折。）

伊里布、耆英是鸦片战争后期和英人议和签约的头面人物。伊里布的情况上面已经叙及。下面让我们看看耆英的表现。定海失陷，道光二十年七月下旬，英船出现在奉天、复州洋面，耆英认为，“查该夷船胆敢潜入奉天洋面，恐其船只尚不止此数，若防范稍疏，难保不乘虚而入”。（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耆英奏折。）因此耆英挑选省城精壮官兵一千名，并先行带领四百名，携印亲往复州督防。八月初五日耆英驰抵复州，审度海口情形，酬拨官兵分驻防守，八月十一日上奏:“如该夷胆敢登岸蹂躏，我兵并力剿除，可期一鼓成擒，断不容其肆意滋扰。”（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一日，耆英奏折）

八月十六日又奏:“此次夷船业经张篷西驶，如再有潜来者，奴才等仍当设法诱引，若能得有数百名登陆入岛，奴才等率领官兵奋击痛剿，以振军威而彰国法……奴才等驻扎海口，每日操练官兵，讲求水师，惟期剿除□夷，以靖海疆”。（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耆英奏折）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广东重新燃起了英国侵略者的炮火，耆英向道光保证:英人“倘敢分驾杉板小船蚁附登岸，先行督率官兵苏拉阿巴及乡勇等，枪箭齐发，痛加剿洗，如哨探夷船联樯北驶，势欲猖獗，即调集吉林官兵合力攻击，不难立制其命，总期一鼓歼除，以振国威而慑远服”。（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六日，耆英奏折）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在英军攻下厦门，直取定海之时，耆英在奉天各旗甲兵内挑选千名以备陆路调拨，并义愤填膺地上奏:“查英夷胆敢肆其鸱张，蔓延滋扰，实为天地不容，凡属臣民，莫不发指，今若不谋定后行，刻奏肤功，恐逆焰愈炽，尤难拴制。奴才愚昧之见，惟有整顿天兵，筹拨军饷先剿后和，是为切要”。（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三日，耆英奏折）可是，当他调浙江后，见英军攻陷乍浦，兵势凶狠，一改以前主剿论调，认为清军“万难再与争持”，“舍羁縻外别无良策”。（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耆英奏片。）

正如他后来所说那样:“前在盛京将军任内，体察该处情况，实有天险可恃，战虽不足，守则有余，亦主战而后抚，以示恩威。迨抵江宁省城，目击凶焰鸱张，竟有战守两不足□之势，不得不暂事羁縻，以免斯民之锋镝”。（《道光朝留中密折》，载《史料旬刊》第三十五期耆英奏片。）

总之，英军再陷定海和清军反攻失败之后，清朝政府的部臣疆吏，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各战场败北的督抚大员无不由痛言进剿变成高唱主抚，而这时的所谓“抚”与道光一样，都是“战败求和”。由此可见，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并不存在抵抗派与投降派的斗争。鸦片战争后期，从道光到地方督抚普遍言和，并不是由琦善等几个投降派的卖国立场所造成。历史的事实是，原来那些妄自尊大、痛言主剿的英雄，除杀身成仁者外，后期几乎都成了高唱主和的头面人物。对于这种历史现象，简单地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们只有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传统对外政策进行剖析，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说明。

三、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儒家传统对外政策的破产

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对英政策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在清宫档案里道光在鸦片战争期间颁布的抗击英国侵略的谕旨专档被称为“剿捕档”，同样，有关清政府镇压国内太平天国起义的谕旨专档亦称“剿捕档”。他们把对外侵略战争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看成是一回事，这就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依然是华夷观念。华夷观念在对外政策中则体现为“剿夷”和“抚夷”。“剿”与“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对各地造反民众和对周边不愿臣服的民族和国家所采用的旨在乎息事态的两种手段。一般说来，这两种方法，往往是交替使用，相辅相成的，即所谓恩威并济。虽然“抚”总是要求统治者对受抚者作出某些让步，但它是以上临下，受抚者必须表示对抚者的臣服。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允许英人通商贸易，在清政府眼里就是采用传统的“抚”的方法，旨在羁縻控制使之输诚向化。

林则徐刚一抵粤，道光就谕令林则徐:“其茶叶、大黄果否为该夷所必需，倘欲断绝，是否堪以禁止，不至偷越之处，并著悉心访察，据实具奏”。（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