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当琦善到广州，发现英人桀骜不驯，语气十分傲慢，向道光奏报以后，道光便即刻颁布渝旨:“该夷因断绝贸易，贪利无厌，其始乞恩查办，朕因该夷惟利是视，不值竭中国之财力与之计较，故示以羁縻，原冀平其骄悍之气，便可戢兵。乃现据琦善奏称，此次英夷自浙回粤，更加傲慢等语。该夷包藏祸心，狡焉思逞，恐后此无厌之求益无底止。琦善面授机宜，现在自仍以开导为先，但恐事有变更，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势，则兵贵神速，不可稍有迁延，坐失时机。特此申谕琦善、伊里布并沿海各将军督抚等，务当随时体察，严密防范，其平日得力之将弁，及应用之枪炮火箭等件，均当预为筹备，务使措置得宜，操练有准。”（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三日上谕。）

但是，琦善深信“抚”字的威力，并没有按道光谕旨办理。结果，英人强占香港，攻占虎门。道光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家产，命令奕山为靖逆将军，一意攻剿。

奕山到粤后盲目发动夜袭而卒遭大败，被迫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但是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奏称，城外夷人向城内招手，以手指天指心，“该夷目即免冠作礼，屏其左右，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允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语。”（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奕山等奏折。）

道光接到此折，认为:“□夷自我兵两次击退之后，计穷势蹙，并力进攻，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在“该夷免冠作礼，呼求转奏乞恩。”这说明剿夷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准令通商，但要求英人“立即将各兵船退出外洋，缴还炮台，仍需禀遵前定条例，只准照常贸易，不准夹带违禁烟土。”（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上谕。）

五月二十六日，奕山奏报抚夷情形:“伤委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差派洋商，传谕英夷，令其禀遵前定章程，安分贸易，大皇帝体恤尔等，曲赐矜全，须感大皇帝恩施格外，毋滋事端，前往明白开导，夷目等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等语”。（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奕山奏折。）

当英军撤出广州、虎门，道光完全相信英军乞降，清军真的打了胜仗，于是再次下令沿海各地撤兵。六月十一日谕知钦差大臣裕谦:“现在广东夷船经奕山等节次焚击，业已退出虎门，所调各路官兵业已陆续撤回归伍，所有宝山、镇海等处调防各官兵，著该大臣体察情形，有可酌量裁撤之处，迅速奏闻请旨。”（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上谕。）七月二十八日，道光又下令各省督抚，酌量裁撤调防官兵，参赞大臣杨芳，亦回湖南就任提督。此时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等人，都说英军有赴浙滋扰之信，并有新到兵船、火船，一俟齐集，即赴浙江，因此主张调防的官兵应当暂缓撤退。但道光深信剿夷成功，战争已告结束，七月初七日谕令:“既属风闻，从何究其来历？至所称确探夷情，如果驯服，并无来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见尤为迂谬。著裕谦等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上谕。）

道光的这个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就在这道谕旨颁布前两天，大批英军已从广东出发北上了。原来英国政府认为义律签订的所谓《穿鼻草约》勒索太少，所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撤回义律，另派璞鼎查统率侵略军，对中国大肆用兵，直到清政府全部接受英国的要求为止。

中英两国真正的军事较量，是英军第二次北犯浙东，清军反攻失败。在英军攻下厦门，又相继攻陷定海、镇海和宁波之后，道光开始意识到:“该夷伎俩，原只恃船坚炮利，习惯风涛，今该夷登陆占据炮台，亦如此凶狠，是防守之术，必应水陆交严”；“逆夷习于水战，向来议者，皆以彼登陆后，既不能为患。乃今占据厦门，逆焰仍然凶恶，是陆路亦不可不加严备。”（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上谕。）但他仍认为陆战是清军的长处，便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收复失地，一举全歼英军。道光还满怀信心地勉励奕经说:“种种布置，详慎周密，朕心欣悦。谅将军等必能尅期进剿，扬我国威，断不令该夷扬帆远遁，朕引颈东南，日盼捷音之至也”。（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