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结果，清军反攻失利，英军乘势反击慈溪军营。再败清军，奕经仓惶遁逃杭州。浙东抗战和反攻的失败，说明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也不可恃。道光痛心地说:“此次逆夷侵犯，统计在船登岸，不过二千余名，我兵数是相当，且有城池炮位，主客劳逸，形势□然，乃既不能冲锋击贼，复不能婴城固守，一见逆夷，辄纷纷溃散，以致逆夷肆意滋扰”。（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上谕。）至此，道光对攻剿已丧失信心，当奕经等奏请续调官兵，再行进剿时，道光便说:“事已如此，添调何难。前番布置，似乎确有把握，一经动作，受亏退步，又欲俟数千里之外续调之兵到齐，再行进剿，无论旷日持久，能必保其成功乎？”（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道光帝朱批奕经奏折。）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又一次由主剿转为议抚。应当指出，此时的“抚”实际上已成为乞降的代名词了。

从以上对道光从定海失陷以后对英态度变化全过程的简要叙述可以看出，道光并非一味妥协投降，而是经历了一个主抚、主战、再主抚的变化过程，而且前期的“主抚”是企图用传统的“抚”的方式以消弥衅端，后期的“主抚”则是在中英双方军事实力较量以后的“战败求和”。那么，道光对英政策的这种变化是否是受统治集团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之间斗争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统治集团内部不存在抵抗、投降两派斗争

一些史家往往断言，投降派在定海失陷后鼓噪而起，从而使道光由主战转到主抚。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仔细查阅了这一时期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看不到投降派鼓噪的蛛丝马迹。恰恰相反，统治集团内部主张攻剿或者先剿后抚的呼声一直很高涨，即使在道光下令沿海撤防之后，臣工主战奏章依然接连不断。

人们所说的“投降派的鼓噪”，主要是指琦善和伊里布。那么，我们且分析一下这两人的情况。

琦善于七月初三日亲赴天津，“督同该镇道等，仍以查拿烟贩为词，密堵沿海勾引之人，绝其先路，一面暗备火攻器械。如有夷船前来游弋，其在大海之中，彼逸我劳，直隶未有水师，不值远出迎剿。惟俟其船只胆敢拢近口岸，立时枪炮齐发，并取薪纵火焚烧，杜其上岸，彼必自形穷蹙”。（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三日琦善奏折。）七月初九日琦善又奏报了他自己“即日驰赴海口，亲督筹备。”并“预备督标兵一千名，正定镇标兵八百名，河间兵二百名，候到齐后，均令驻扎海口，于堵绝该夷上岸，较为得力，且免临时调拨迟缓之虑”。（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琦善奏折。）正是在此奏章中，琦善否定了林则徐的意见，认定英军北上是因为汉奸引导，主张对英采取强硬政策。琦善态度的转变倒是发生在七月十二日道光谕令将“英人原禀进呈”之后，与其说琦善影响了道光，还不如说琦善揣摩道光的意旨，从主剿转向主抚。

至于伊里布，根据档案记载，他于六月十一日闻悉英船在浙洋游弋，立即从苏州赶赴吴淞海口，会同提臣陈化成部署防御，并上奏:“倘该夷竟敢闯入江省洋面，即当先行封港，杜绝勾串，示以兵威，驱逐出境”，业“飞咨沿海各督抚臣盛京将军一体防备”。道光朱批:“所见甚明”，“为国为公可嘉之至”。（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三日伊里布奏折。）六月十七日，伊里布又奏报了行抵吴淞口后调兵遣将的情形，除在崇明驻兵三千外，并在“上海安兵三千七百三十二名，宝山安兵三千六百六十一名……于两县海岸上层层密布，与水师声援联络，各备军火，以待水陆夹攻”。并向道光表示:“臣伊里布往来宝山、上海两县，协同提臣，督率镇将，统领水陆舟军严加巡防，倘夷船阑入江境，即时亲督攻剿”。道光在此朱批:“布置尚妥，加意严防，勉之”。（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

六月十九日，伊里布闻悉定海县城已于初八日失陷，英船现逼镇海要口的消息后，再次上奏:“该夷船胆敢逞凶肆逆，攻陷城池，直逼内地，实属罪不容诛，必应痛加剿办，以伸国宪而振天威”。（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又奏:“查该夷在粤贸易，向本桀骜不驯，今因见挫于粤兵，突入浙洋，肆其狂悖，若非大加剿戮，使之创巨痛深，不足以彰挞伐，且恐其不知儆畏，以后一乘风帆便时入鸱张，震惊我人民，劳费我军饷，亦非绥靖海疆之道”。（道光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七月十五日，伊里布接奉钦差大臣之命，“专意攻剿”，从江苏到浙江，一路调兵遣将，积极准备武力收复定海。二十三日，伊里布抵达杭州，与积极主战的署理浙江巡抚宋其沅面议，两人意见相同，决定“分兵守城，先破其船”。并奏请“敕令两广督臣林则徐、闽浙督臣邓廷桢，各派水师二千，统以大员，多带炮位，坐驾坚厚大船，在该二省适中之处，彼此会合，再行联□赴浙。奴才亦饬江省水师赶紧前来，相机会剿，庶可迅奏荡平，收复城邑”。（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宋其沅奏片，八月初二日伊里布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