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清朝政府财政拮据，道光总的来说是希望避免战争，但先决条件必须是英人愿意“就抚”，而且必须对朝廷“恭顺”。如果林则徐的奏报属实，自然以安抚为上策。所以，道光于七月十二日连发两道上谕，一道谕旨是令伊里布到浙江密查英人启衅根由，据实奏闻；另一道谕旨是令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二日上谕。）对于英人到天津投递禀帖，道光原是坚持旧制，“断不能据情转奏”，现在则改为“即将原禀进呈”，其用意显然是想直接了解英人北上的真实企图及其对朝廷的态度。

七月十四日英船到了大沽口，琦善派委游击罗应鳌前往询问，回报是:英人“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以上达天听，恳求转奏”。（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日琦善奏折。）于是，琦善接受英国照会，并迅速转呈道光，照会开头写道:“兹因官宪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琦善奏折附件。）

显而易见，英国的照会是颠倒是非，为其侵略罪行辩护。但“乞恩通商”，“求讨皇帝昭雪”，情词“恭顺”，在道光看来，这是英夷“就抚”的表示。于是，道光于七月二十三日发布上谕说:“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上谕。）

在另一道上渝中，道光指示琦善:“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服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庶不敢借口申冤，狡焉思逞也。”中英两国大沽会谈之后，英人因士兵生病者多，另外气候转凉，不宜在华北进行军事行动等原因，英国舰队全数起碇南下，此举给清政府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抚夷已经成功。所以，道光说琦善的谈判是“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九日伊里布奏折之朱批。）九月初三日，道光下令把林、邓二人撤职，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去广东查办。

九月初四日道光接到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奏折。托浑布奏报了英舰于八月二十二、三等日路过登州的情况:登州知府在沿海各口岸巡防，“□见驶近内洋口岸各船，遍插五色旌旗，鼓乐大作，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旋即开帆南驶。一时文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咸谓英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同声欣忭，欢惬非常。”（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托浑布奏折。）

同时托浑布还奏报了派人赴英船探询情形:“该夷人义律，吗□□等接见时，甚为恭敬，声言:“伊等此来，志在乞恩，今下情幸蒙大皇帝鉴察，钦差赴广东查办，不胜感激，断不敢在途滋扰，”（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托浑布奏片。）

托浑布所奏报的上述情况是真是假，暂置勿论。但却使道光确认抚夷是有把握的。随即指示盛京将军耆英、署两江总督裕谦及广东巡抚怡良:“该夷情形极为恭顺，英夷船只现俱起碇南旋，恐沿海将军督抚等不知现在情形……著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留应撤，妥为办理。”（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上谕。）同一天，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报闽省水勇八百名由陆路赴浙片到京，道光又指示，现已议抚，福建团练水勇应分别撤留，以节糜费。

至此，道光对英政策已经由主剿转为主抚。此时的“抚”虽是一种退让，具有软弱妥协的一面，但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投降”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因为道光对于英国照会中所提出的种种侵略要求均表示拒绝，如英人提出割让海岛以为该国贸易之地，道光明确指出:“断不能另辟一境，致坏成规。”关于行商的积欠，道光认为:“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

至于烟价问题，他的态度也是坚决的:“著谕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上谕。）甚至英人提出的让清廷钦差大臣赴英船面会定议，道光亦以“有损体制”而加以否决。由此可见，此时的所谓“抚”，仍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要求英人臣服天朝，保持鸦片战争以前中英关系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