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些奏报，说明伊里布当时是一个积极的“主剿”论者，对林则徐也十分的崇敬。他认为英军“见挫于粤兵”，所以才“突入浙洋，肆其狂悖”，“粤省水师较闽省尤为勇敢，又为□逆素畏惧，用之更为得力”，所以，他多次密奏道光敕下两广督臣林则徐“速即多派水师，航海至浙，会同攻剿，俾兵威更振，易于歼除”。（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七日伊里布奏折。）

伊里布到镇海前线之后，实际体察了中英双方军事实力，认为清军“船只炮械舵手人等，均各不齐”，“洋面打仗，断非我军所长”，攻剿难以得手，（《鸦片战争》第3册，第258页。）“纵能克城，亦难御”。（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二十年八月十三日伊里布奏折。）刘韵珂在稍后谈及伊里布思想的转变，在一次奏报中，他说“伊（里布）当该逆占据定海之初，专意剿办，曾经具折密奏，有必须使该逆创巨痛深，方可冀其慑服之语。奉命来浙，细加体察，始之前言不能自践”。（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刘韵珂奏折。）从此，伊里布由主剿转为主守，采取了“从严防范，不令该夷窜入口内，一面将攻剿事宜，密为部署”（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二十年八月十三日伊里布奏折。）的对敌方针。

从档案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不仅定海失陷之时，没有出现投降派的鼓噪，而且从道光二十年六月定海失陷到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浙江反攻失败，尽管道光一度主抚，除琦善追随道光言抚，伊里布出于对中英实力悬殊的考虑而言守以外，各省疆吏则无不言剿。特别是琦善到广东主抚失败以后，朝野上下，更是一意言剿，并对琦善的误国行径纷纷表示谴责。两江总督裕谦上书奏劾琦善:“以抚误战”，“以该夷求抚为可恃，而以我兵严堵为非计”，裕谦大声疾呼:“从来外夷，非畏威不知怀德，故驭夷必先剿而后抚，自宋至明，边患不同，要之申国威者，皆忠义之臣，而不顾国体者，皆奸佞之辈，虑久远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图目前者，皆庸懦之流。我朝二百年来，声威远震，四夷臣服，旷古未有，况英夷不过奸商，其所纠合，不过贩烟之匪类，何必如琦善屡奏，惟务夸张外夷，以挟制中国”。裕谦认为:“该夷未受巨创，尚不知天朝威力，即使将就完结，名不正则言不顺，将来之互市，亦属弛张两难”。（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裕谦奏折。）闽浙总督颜伯焘指出:“查英夷即桀骜不驯，若不痛加攻剿，其势断难慑服，即或天朝宽大之恩，亦必使之畏威，方可冀其怀德，是欲明示羁縻，必先大伸挞伐。”（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颜伯焘奏折。）湖广总督裕泰则上奏:“臣伏见我皇上制驭外夷，玩则惩之，服则舍之，予以自新悔过之途，实为天地含宏之量。惟思服衅必示之以威，怀柔始溥之以德，方期革面洗心，永杜复衅”。（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裕泰奏折。）两广总督祁□也重申:“窃维国家柔恤外夷，无微不至，□逆久在圣思覆帱之中，多年准其在粤贸易，亦属仁至义尽。乃敢自外生成，逞其犬羊之性，妄肆鸱张，至于此极，实属神人所共愤，覆载之所难容……即当竭尽心力，会商设法剿办，断不敢稍事迟回观望。总期扫除殆尽，不遗丑类，以仰慰圣主绥定海疆，震？？奸夷至意”。（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祁□奏片。）

我们从上面几位总督大员的奏折中可以看到，儒家的华夷之辨思想在外族入侵的时候，同样能够激发和推动统治阶级抵抗侵略。因为儒家对敌斗争的原则思想是:以尊临卑，恩威并用；倘其驯服，不妨怀柔羁縻，示以宽容；倘其桀骜不驯，恣意妄为，那就只有大张挞伐，慑以兵威。而且定海失陷以后，这些总督大员并不清楚英吉利、法兰西为何物，在他们眼里，西方国家还是腥□夷狄之辈，在素来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不可能立即形成一个妥协投降的政治派别。实际情况亦是如此。所以，我们认为，在定海失陷以后，在统治集团内部并没有形成绝对对立的两派——抵抗派与投降派，道光一度主抚更不是投降派推动的结果。

但是，清朝统治阶级主剿的立论基础是反侵略的必要性，他们并未仔细考虑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他们必胜信心来源于错误估计中英两国的基本状况，和对西方世界的无知。他们在未与英军交战之前，虚骄自大，痛言进剿，而当他们与英军稍一交手，立即发现，英军的实力，包括内河和陆上的实力，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同时，清朝统治集团又不敢于发动民众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因此，由虚骄而变为恐惧，妥协投降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

首先让我们看看奉令前往浙江收复失地的扬威将军奕经的表现。早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他曾上奏朝廷，认为:“□夷猖獗，肆逆东南沿海地方，皇上命将出师，用彰天讨，歼除收复，尅期定奏肤功”。（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奕经奏折）当他出任扬威将军以后，所奏无不力言“剿”字，抵达嘉兴行营，即上奏:“屈指计算，为期不过一月内外，即可三路进剿，明攻暗袭，所赖皇上天威，不难一战克复，净扫夷氛”。（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奕经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