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南江、宣汉、绥定一带创新的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把苏维埃的种子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去了。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

维舟同志在川东北发动游击战争，有这样一批本地游击队伍，才使入川的红四方面军能迅速扩大起来。

——1942年，朱德总司令对王维舟的高度评价。

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川东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同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叛变，致使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纷纷转入农村避敌锋芒，另辟蹊径开展斗争。

8月，王维舟从武汉返乡。途经万县，与已打入军阀杨森所办的《万州日报》社工作的周伯仕取得联系。并得知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确定"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在长江的涛声中，两位战友深思熟虑，一幅建立川陕鄂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酝酿成熟：在川陕鄂三省交界处的城口、万源、宣汉、重庆发动"依托大巴山，夺取宣、达、万，再图夔巫，封锁长江"的武装斗争。

同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重庆成立。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关于武装革命的方针，成立了川东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川东军委），王维舟任书记。

像王维舟一样，在上海、武汉等外地工作、求学返乡的还有共产党人牟正国、覃明光、胡俊辉等，他们在中共四川临时省委领导下，10月在宣汉县城建立了中共宣汉特别支部，负责人为牟正国。胡俊辉经王维舟介绍到宏文校任教。胡俊辉带领中共地下党员宋更新、冉雨生、雷玉书、冉南轩、廖曼华（女）等积极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王维舟回宣汉后，与回乡的中共党员达县黄都场的黄埔军校六期学生唐伯壮、达县张家场的黄埔军校五期学生戴重（张鹏翥）、万源井溪坝的黄埔军校四期学生吴会治保持密切联系。王维舟以宏文校为基地，在旧部属进步人士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和筹备革命武装活动，得到了中共党员李家俊等人的拥护。

1928年春，李家俊与在开江广福场进行革命活动的王维舟取得联系，并持王维舟的亲笔信，在宏文校会晤了地下党员王波，研究了发动武装斗争的问题。

当时统治达县、宣汉、城口、万源四县的刘存厚，是北洋系老牌军阀，政治上顽固守旧，十分反动。其反动势力在同级军阀中虽称薄弱，但对新兴的革命武装而言还是显得强大。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对王维舟、唐伯壮、李家俊等人而言也是件颇费思考的大事。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王维舟在川东带兵打仗，深知装备低劣而又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民部队是无法向城市发动进攻的。这时，从几千里外传来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喜讯。王维舟、唐伯壮、李家俊等人豁然开朗--只有走井冈山的道路，川东革命斗争才能蓬勃发展，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才能逐渐形成。

王维舟等人认为，地处万源、宣汉、城口三县边缘的固军坝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全，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一致决定以固军坝为起义爆发地。

为宣传发动群众，王维舟一是广泛开办农民夜校和组织农民协会，将农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二是开展新剧运动，大演"文明戏"启发群众觉悟。三是积极发展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加强对农民斗争的领导。川东各地普遍建立了农民武装组织，为党领导固军坝起义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唐伯壮、李家俊等对起义人员加强军事训练，并做好各种军用物资的准备。王维舟则派雷玉书率数十人带着手枪等武器，到固军坝参加李家俊组织的军事训练，增强起义军的力量。同时，为固军坝起义军输送枪支弹药。为了躲过敌人的盘查，有时将武器装在货担内，有时在夜间运送。而对无法装入货担和夜间运送的长武器，则用棺材盛着运送。

1929年3月17日，唐伯壮、雷玉书等根据王维舟、李家俊的安排，聚集宣汉、达县、大竹、开江等县来的革命骨干80多人，在宣汉、万源边境的官渡场准备向固军坝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