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杆子的决战

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改革的浪潮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共识，日本的军刀终于撕开了中国士大夫傲慢的外壳。但即使涵盖范围极广的戊戌变法，也没能如明治维新那样进入“深水区”，满清小团体将维护自身利益的准则包装成了对改革的稳健持重，这进而导致了改革成为一场野心家的闹剧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剧。

中国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焘曾认为，在洋务方面，李鸿章“能见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而沈葆桢“能尽其实”。身为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桢，的确在提倡西学、实行洋务方面十分扎实细致。但对体力劳动的鄙视甚至渗透到他的管理中，尽管他十分注重科学技术，但多停留在书本学习上，他和他的团队很少深入到船舶设计和建造的第一线身体力行，科技的应用成为领班工长以下的“下等人”的工作。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伊藤与井上等五名日本青年前往英国留学的三个多月航行途中，都要在帆船上干粗活，而当时伊藤病得甚至差点丧命。明治时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青木周藏，在留学德国学习法律时，居然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动手能力很强。

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实行了君主立宪的日本，虽然天皇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但战争的发动还是更多地取决于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内阁。日本知识分子成为政权的核心力量，有足够的权力对全国资源进行动员和运用。反观中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办事者”，却不得不在正面抗敌的同时，还要在背面应对以翁同和为代表的“评论者”的冷嘲热讽乃至落井下石，而在最高统治者看来，“将相不和”从来就不是坏事。更为惊心的是，中日战争似乎演变成了日本与北洋的战争，战力尚在的南洋舰队袖手旁观，更别说执行清议所夸夸其谈地挥军直捣日本本土，演一则围魏救赵的好戏了，西方报道就曾略带尖刻地指出甲午战争其实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日本从执政团队到前线的中高级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海龟”团队，即使没有留过洋的一些陆军将领，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军事训练，受过近代教育。中国方面则从李鸿章开始，多是从未跨出过国门的“土鳖”，这导致双方在国际形象塑造上大相径庭（详见拙作《日本满清谁是“中华”——甲午中日国家形象战》，本刊6月上）。

日本的决策层年富力强，伊藤博文时年五十四岁，而中国决策层相对老迈，李鸿章当时已经是年逾七旬的老翁。这简直就是旭日帝国挑战老大帝国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