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攘夷战。日本画。

横滨外国使馆区（1875年图）

变脸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日本知识分子的这种“变脸”功夫，在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身上体现得更为极端。作为一名改革开放的提倡者，吉田却坚定地站在“攘夷派”一边，并非为了反对幕府的开国政策，而只是出于推翻幕府的政治需要:他认为只有先“攘夷”才能削弱幕府，将幕府与西方订立的条约尽行废除，待到国权统一后再实行开国政策。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所以在承认差距、改变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的痛快和彻底。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他们就认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而且在国家制度、人民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认识，推动了日本引入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实现更为根本的改革。

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却在中国罕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士大夫）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手抄《海国图志》，奉为至宝，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却迅速地绝版了。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图志》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器物层面的 “原始四化”（“四个现代化”，唐德刚语），更本质的“政治现代化”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被刻意忽略了。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自己也需要“变脸”。

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