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文右武

甲午战争期间，大量西方记者跟随日军采访，他们惊讶地看到貌似强大的清军居然如此羸弱。虽然拜洋务运动的开放成果，清军精锐部队淮军的武器装备甚至强过日军，但依然战斗力低下，而且军纪极其败坏，几乎没有后勤供应，“中国皇帝好象忘了士兵们要吃军粮、发军饷”。一些西方报道说因为清军实在纪律太差，扰民太甚，朝鲜人将日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王安石当年就曾指出:“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西方记者也马上看出了门道，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便成为当年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成语之一。作为社会精英和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则被有意识地导引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彀中”了。

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似乎没有这么好的行情，他们缺少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大主顾，可以对士人进行“统购统销”，因而还是不脱“野蛮”，保持了尚武的旧习，即使在很想学学中国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权的德川幕府眼中，“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1615年《武家诸法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曾经给来访的大清学者们极大的震撼。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甚至比日本更早地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担心被“盗贼”所用，继续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荣传统。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英国史学家萨索姆），日本的知识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 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知识分子，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包括前文说提到的伊滕、井上、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便具有了浓烈的阳刚气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写起中文告示来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装为仁义之师，忽悠水准丝毫不亚于中国的刀笔吏。

与中国同道的“妇女态”不同，日本知识分子的“尚武”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体现在内政上。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党政治开始建立，言论自由得到基本保障，报刊空前繁荣，他们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锋更是盛极一时，既有呼吁征服支那的国家主义呐喊，也有重视民生的平民主义的呼唤，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曾说:“没有‘居住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将来之日本》）。

明治维新区别于中国洋务运动的特征，一在于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民众参与程度更高的君主立宪体制；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推行了义务教育，全民“知识分子化”。国家的有限经费，在资助官员、贵族们出国考察外，更是大力推行基础教育。这其实是一场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阶级革命”，通过教育（当然还有其他改革）打通了不同阶级的隔膜，为中下阶级（尤其是中下武士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提供了空间。我们甚至可以说，自西南战争后，日本便只有外战而没有内战（或所谓的革命），一靠立宪制度提供了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及时释放了社会的积怨；二靠教育的普及提供了个人奋斗的阶梯。而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更是大量被用于日本义务教育的普及，而不是兴建歌功颂德的“十大建筑”之类。

甲午战争期间的著名间谍学者荒尾精，曾撰写《兴亚策》，阐述了他的兴亚思想。在这篇给日本高层的上书中，他指出如果日本能掌握中国，“以其财力，养一百二十万以上之精兵，配备百艘以上的坚舰而绰绰有余。若再将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尚文风气相融合，并行不悖，相辅而进，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宣示亚洲雄风于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