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朱自清

《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编导谭乐水向我讲起当年采访拍摄时的一段往事。

杨振宁和邓稼先两家是世交，两人更是情同手足。他们各自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杨振宁留在国外，邓稼先则在国内隐姓埋名制造原子弹。邓稼先和科学家们面向茫茫的戈壁，准备科研时却发现，为了保密，在造原子弹之前，他们得先自己造房子。原子弹成功爆炸后，震惊世界，也引起种种猜测。后来，杨振宁回国访问，临别前终于忍不住，问多年的好友邓稼先，原子弹究竟是不是中国独立研制的。邓稼先含糊地表示，会帮忙打听一下。回家后，邓稼先拨通了周恩来的电话，总理答复，可以把实情告诉杨振宁。

次日，杨振宁在上海和朋友吃饭，有人送来一个条子，是邓稼先告诉他，原子弹是中国独立研制的，没有得到任何国外帮助。席上的杨振宁瞬时落泪。

何处是归程

一

在一个又一个略显昏暗的房间里，我握紧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手。那些手依然在坚定地把力量传递给我，九十年的光阴，倾覆如指间的流沙。

这些年近九十岁的老先生，昂着胸膛端坐着，很少会向后倚在沙发上。他们侧着耳朵，努力捕捉着我问话中的每一个字。他们的夫人必会伴在旁边，她们往往看起来身体好些，听力尤其出色些，不厌其烦地大声复述我的问话，并且从不会忘记瞅一眼丈夫茶杯里的热水是否还够多。许多意外的回忆，都是她们在丈夫耳边唤醒的。相濡以沫的爱情，令人动容。

然而，有时，我又分明会走神。

老先生们热情地向我描述的种种过往，大多我已在他们的回忆录或其他媒体的采访中见过。于他们而言，西南联大是一个回不去的精神故乡，更是一场不能逆行的青春纪念，我隐隐觉得，这样贸然地让老先生们一再回顾同一段往事，是否过于残忍与粗暴。

我甚至开始怀疑起这个选题的意义。我要把别人讲的故事再包装复述一遍吗？这种复述除了练习文笔之外，于这个世界有丝毫作用吗？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再造一个西南联大吗？

最后这个问题让我只能一再沮丧。我问过许多人，得到各种答案。后来，西南联大校友、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告诉我，这个时代和那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官本位，从前的大学是知识分子本位。

西南联大成败的关键举措，便是教授治校。教授们不但在学校拥有高度的权威，在社会上讲话往往也能举足轻重。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年联大北归时，教授们从昆明到重庆后，便一直滞留。所有交通工具都被国民党用来装士兵奔赴内战前线，教授们没法回北京。有人便提醒他们：“你们可以在报纸上发点牢骚。”几篇文章刊发之后，航空公司马上给他们派了一架运输机，半天工夫就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