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劫后的西南联大校门

雨中的云南师范大学，石阶上四处积水，从每个方向都映出昆明的天空，蓝得像不瞑的眼睛。六十多年前，它是西南联大留给云南的礼物。为答谢云南各界对西南联大的关照，西南联大建成师范学院。北迁之际，师范学院和部分师生留在云南。

西南联大纪念馆前开阔的土地上，竖立着西南联大三位常委的雕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雨水从他们眼中拖出两条细长的线，沿着面颊滑落。

他们凝望着的，是一间被锁起来的铁皮屋。这间校舍出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手笔，由于西南联大的资金捉襟见肘，梁氏夫妇想要建造能与欧陆顶级学府比肩的设计方案被迫一改再改，最终留下的，是他们的设计生涯中最不科学、最不美观的房子。一到雨天，老师便不得不在黑板上写四个字：停课赏雨。

此刻，雨借风势，也正席卷过这铁制的标本。水柱向四处泼溅，屋顶上连绵起伏的敲击声，当年学生们在屋里显然早已听惯，这声音密如鼓点，与日军的铁蹄践踏在中国土地上的声音，何其相似。

据说二战时，希特勒曾与丘吉尔有过君子协定，我不轰炸你的剑桥和牛津，你也不要轰炸我的海德堡和哥本哈根。这一次，日本没有和自己的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攻克平津之前，他们已经率先在上海做了实验，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在他们的笑容里相继灰飞烟灭。占领天津后，日军马上郑重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将要炮轰南开大学。在各国记者的质疑声中，日军代表无法自圆其说，最终只得强硬地回应，我们就是要炸。炮弹瞄向南开图书馆，硝烟腾起之后，随军画家坐在灰烬上，用水粉画下这片废墟，印成明信片，寄往士兵们的家乡。彼时，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都在遥远的南京，62岁的张伯苓在报纸上看到自己毕生的心血毁于一旦，看到校园被改造成日军的养马场，看到孩子们奋起奔赴前线，平静地说，“南开此次被轰炸，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不可毁的是南开之精神。经过这次的变故，南开的精神将愈益奋力。”师生死伤的流言不断涌向南京，梅贻琦后来回忆，“在当日闻之者，实属肠一回而九折也。”北京大学人文学院的地下室则成为监牢，蒋梦麟的一个学生后来逃出来，告诉老师，日本宪兵村上对他说，之所以折磨他，因为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

这些理由着实令人费解。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师生逃出平津，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日军旋即将战火蔓延到中国内陆。联大迁往云南，日军又从长沙追到昆明。从1940年开始，日本飞机开始频繁光顾昆明，成吨的炸弹倾泄在高原上，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大多建筑被炸毁，“文化巷住宅无一存者。”日军知道，联大的学者们，大多借住在文化巷。

然而，就在死神的羽翼下，被困顿生活驱赶着的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沈从文们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为一个民族留下了珍贵的表达。他们以自己的学识或人格魅力，感染并激励着一代年轻人。西南联大的辉煌，已然无须赘述。如今，它们被供奉在西南联大纪念馆中，当西南联大已经不复存在，它是联大的根系所在，然而，它却像私家祠堂一样，并不轻易示人。

西南联大纪念馆是云南师范大学斥重金所造，它的开放时间，藏在树阴掩映下的石碑上：每周一三五，除去午休，每次开放六小时。在绞索勒紧的纪念馆门前，工作人员解释说，学校已经放暑假，纪念馆在暑假期间不开放。然而，显然人们都知道，寒暑假会有大量游客涌入云南，尤其对外地的大中学生而言，这是一年中为数不多的机会。西南联大纪念馆，这座惨白的建筑，究竟要教育谁感化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