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时期的清华中文系

所以，知识界能够看到希望，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一厢情愿地相信，文化的积累与前进，必将带来政治的巨变。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就坚定地认为，“我们如果能避免重蹈唐代灭亡的覆辙，转向在艺术、科学、军事、政治、卫生、财富各方面均有高度成就的现代文明国家如美国等学习，我们或许会发现唐代的光荣将有重临的一日。”

冯友兰在《贞元六书》的序言中明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是，在书斋之外，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确，“重临的一日”究竟是为他们的天真而来，还是为他们的奢望而去。

二

先行一步的闻一多和朱自清反而成为西南联大最幸运的人。他们的那些西南联大的同事们，或者说西南联大所代表的整个中国知识界，走向另一种命途。

陈寅恪毕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终成为一句空话。1966年，他珍藏的书籍、字画被抄走，手稿被查封。三年后，更被勒令搬出中山大学宿舍。又熬过半年，因为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离世。临终前，还被迫做检讨，直到不能说话。

吴宓的命运与好友相仿。1949年，他先后拒绝了香港大学和台湾大学的邀请，还想留在大陆安心做学问。然而，在连篇累牍的“检讨”声中，他在1955年便写下类似绝笔的诗句，“五年应合丙申休，七九六三早计筹。”丙申是1956年，他觉得，再活一年就够了。然而，他的预言没能实现。1978年，吴宓也已双目失明，在昏迷中，弥留中的国学大师不断唠叨着：“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海瑞罢官》使1965年的吴晗饱受创伤。他的妻子袁震在劳改时双脚瘫痪，1969年3月，病重被送到医院，医院以她是“黑帮家属”为理由，没有得到“指示”不敢抢救，次日死在医院中。10月，吴晗在狱中被打得吐血而死。1976年9月，吴晗领养的女儿吴小彦被送进精神病院，自杀。连吴晗远在家乡的弟弟吴春日希也受到株连致死。

晚年的沈从文不得不放弃写作，转向文物研究。然而，他并没能因为埋头进故纸堆就被放过。在批判最严厉的时代，连家人都误解他，临终前，沈从文对汪曾祺和林斤澜说，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西南联大的学生们，也大多在劫难逃。他们因为曾经参加过远征军为国家浴血奋战而被关押，因为曾到国外留学寻求强国之路而被批斗，或者，当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不期而至时，人们只有苦笑着接受。

在这些让人不愉快的事件背后，依然闪烁着只属于西南联大的光荣与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