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9月1日，江泽民同志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两处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的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两处“要问姓社姓资”字句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认为是高层领导对改革开放出现了分歧。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指名道姓严厉地批评了一家大报的海外版，在引用他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了突出“反和平演变”的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同志对当时批判“皇甫平”文章的鲜明态度。

尽管当时我们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如1991年5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有转载。在市委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有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广大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防止，重点在党内进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要建造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所以，还是不转载为好，何况中央也没有规定地方报纸非要转载中央报纸评论员文章不可。最后，市委领导同意不转载。这是我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评论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围剿“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此外，在1991年下半年，我们仍然继续坚持宣传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表明我们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信念。1991年8月31日，即在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坚定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文章指出，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惟一的出路。

这年10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文，着重论述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文章明确提出苏联的“红旗落地”，并非在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惟有经受住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举下去，才能更高飘扬。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一个与当时主流舆论不同的阐述，其基本精神与“皇甫平”文章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年的12月，我们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两篇评论员文章，严肃批评了当时有人鼓吹的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在激烈的交锋之年，我们力所能及却又针锋相对的交锋。

大音稀声扫阴霾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同志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这场思想交锋。

1992年春天，邓小平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21日，他以88岁高龄不辞劳苦进行“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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