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文章应运而生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都要在《新世说》专栏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1991年春节前夕，我觉得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两位同志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开放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开篇就是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文章对辛未羊年作出前溯后瞻，提出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评论开笔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16年前却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因为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了。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这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惟有改革”，以及“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等话，都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基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谈话时的原话。

1991年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文中鲜明提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并指出这种“新的思想僵滞”表现为，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等等。同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僵化”不同，对于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有些同志主要是害怕被人批判为搞资本主义，因此我们经过推敲，认为用“思想僵滞”要委婉一些。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针对开放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会不会使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等思想障碍，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鲜明提出：“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引起那么多的责难，就是因为文中提出了“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当时我们深感，由两个“凡是”变成一个“凡事”(即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是阻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个要害问题。但我们文章丝毫没有提倡改革开放不要问“姓社姓资”的意思，只是说不要对改革开放乱扣“姓资”的帽子。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这篇文章是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中全会上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精神写的，文中引用了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说的一段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我们在文中对这段话展开了论述，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文章尖锐提出，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实际上是透露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组织人事的思想，也是邓小平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公示。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以每篇发表间隔时间二十天左右，在《解放日报》头版重要地位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由总而分，反复阐明，一再明示，宣传了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