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的思想交锋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每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总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问文章作者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也收到很多电话，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说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我们心里话。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

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文章，公开表示支持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当时海外媒体也迅速作出反应，有的报道文章内容，有的进行评论，还有对文章发表背景作出种种猜测。好几家外国驻华媒体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采访“皇甫平”文章写作背景。应当说，一家地方媒体几篇署名评论文章，引起海外媒体如此广泛关注，的确很少见，出乎意料。

与此同时，国内有些媒体发起了责难和批判。就在这一年4月，有一家刊物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来，“皇甫平”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接着，又有一家杂志发表文章，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指出“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另一家杂志则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总之，“皇甫平”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如此等等。更令人注意的是，有的文章公然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当时，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讨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为保护我们，指示要淡化处理，不搞争论。1991年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并亲笔给当时市委三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读者及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只是对文章发表事先没有送审提出意见。对此，我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后来我们就遵照市委的批示，顾全大局，不予置理。我当时承受着极大压力，连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相信邓小平思想，终究会明辨是非的。也就在这个情况下，当时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请她转交给邓小平同志参阅。

一些媒体喧闹一时的批判，终究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回音。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刘国光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卫兴华、戴园晨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敢苟同，吴敬琏说：“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作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他认为，有人批评薛暮桥“神化”商品经济就属这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