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没有价值的防御其实已经说明，蒋介石已经从军事上放弃了上海。但从另一个角度，对上海的争夺刚刚开始。丁公量说，“这些工事的修筑其实完全是为国民党撤退和将上海的黄金储备运往台湾争取时间”。

5月中旬淞沪战役打响，战事进行完全按照总前委事先决定的方案。“吴淞口是国民党部队的退路和物资的出口，蒋介石一定不会让我们占领那里。如果我们从宝山、高桥两侧夹击吴淞口，汤恩伯一定会调动兵力出来迎击，这样一来，主战场就会被引到了郊外，而不需要在市内开火了。”丁公量回忆，国民党城防司令部兴师动众打造的防御工事根本就是形同虚设。

与此同时，上海的银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产党的密使谈判。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的银行界，特别是周绍民的皇城银行私下里为陈毅将军和新四军提供过金钱和医疗设施。银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战争损坏。同时，他们也给汤恩伯送去了金条、美元，让他保证不在上海负隅顽抗。

汤恩伯从上海撤退前，运走了第二批黄金。第一批黄金早在2月20日就运走了，这里面包括一部分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期间搜去的114万两黄金、2443万美元、1100万元港币、96万两白银和369万元银元。2月份蒋介石从他隐居的老家传来指令，命令中华民国银行总裁俞鸿钩把50万盎司的黄金运往台北。

不过倒是有不小的额外收获在等待着共产党，这要归功于一个不大有名的投诚者——吴绍荪。他是“CC”派成员，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建国后担任人民政府交通部顾问。丁公量说，“中日战争期间，吴绍荪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又是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了解上海黑社会的情况也是他的任务，他为此加入了‘青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副市长，我们打进上海时，是吴绍苏把当地商业巨头、黑社会头目和国民党情报密探的档案全部交给了我们，使陈毅能及时逮捕所有的敌对分子”。

人民币

人们翘首以盼的整卡车整卡车人民币5月27日姗姗来迟，尽管如此，也刚好赶上上海正式解放前夜，时间之精准让人惊讶。“路上遇上了大雨，加上道路本身就被炮弹炸得凹凸不平，卡车行驶缓慢。我一再叮嘱司机注意安全，因为一路不能停，又没有后备车，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所有人都在等我们。”当时参与运送这些人民币的原北海银行发行局财会科采购员张振国对我们回忆，“我当时负责8辆卡车的人民币，从丹阳出发前，北海银行发行局局长杨秉超要求我务必在27日上午到达华东局军管会财贸组办公的上海金门饭店。”

“军队推进到哪里，钞票必须要跟到哪里。”张振国说，这是平津战役之后中央和军委下达的死命令。几个月前，北平解放给城市接管留下最重要的教训和经验之一是货币统一在超大型城市的重要性被有所忽视了。解放北平时，货币混乱曾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在货币问题上，我们刚开始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兑换排挤‘蒋币’了，而忘了我们自己的解放区货币四处流动时也能带来混乱。”时任西北农民银行发行局秘书的杨仲文对我们回忆，“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晋察冀)、北海币、西农币尽管也在下令逐渐回收之列，但并没有如文件要求的那样严格执行，进城部队把它们带进大城市了，给经济活动开展设置了障碍。”“另外，我们对银元的冲击力量开始也估计不足，平津解放时，对银元的收兑和排挤不是很得力，这就把问题留给上海了。”

“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是上海印钞厂已经被国民党搬到台湾去了，为了保证到上海之后印钞厂能迅速开工，我们还被要求在运送人民币的同时随车携带大量印钞原材料，钞纸和油墨。到上海后才知道这个情报是有问题的，地下党已经控制了上海几个主要的战略工厂，印钞厂完全具备开工能力。尽管如此，决策并没有错，如果没有这批事先准备好的人民币，即便全上海的印钞机24小时转动，也远远满足不了市场上的货币需求量。”张振国回忆，“5月27日早晨6点多钟，车队提前到了金门饭店，我找到陈穆行长，他要我带车队到外滩23号中国银行大楼找卢纯根行长办理交接入库手续，完成这一套程序后，上海金库的负责人宋江山和我一起把人民币储放到位于滇池路的金库里。”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在平津发生的货币混乱再次重演，中央规定，渡江战役前，所有解放区货币必须在长江以北兑换完毕，边币中除了“华中币”作为过渡时期的人民币辅币可以进入上海，其他货币一律不允许过江。

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初步计算过上海市面流通的金圆券数量，要回收全部这些旧货币，大约需要4亿元人民币。在首版人民币发行的初期，中央还没有估计到人民币的通胀速度，人民币的面额并不大。第一批发行首先在华北、山东和西北三大解放区流通的人民币有10元、20元和50元三种券别，随后又发行了在全国流通的1元、5元和100元三种券别的人民币。

事实证明，包括陈云也大大低估了情势的艰难。进入上海后，接管者们发现，在兑换金圆券之外，他们实际需要的货币量是预算的10倍都不止。上海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包括经济恢复、公教人员的薪金、旧人员的收容、灾民的救济，再加上有增无减的军费需求，都急剧放大了需要投放市场的货币量。1949年5月底，陈毅、曾山向中央和中央财经部发去了“请求拨30亿元人民币”应急的电报。

另一件事也在人们的预计之外。人民币在上海的推广远非中财委想象的那么顺利，新货币遇到了强大的对手:银元。人民币流向市场后出现了令人尴尬的信用危机。据当时的《上海大公报》报道，上海市民拿着刚刚领到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淮海路、曹家渡、十六埔的黑市去换兑银元，以至于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

“新政权极为重视人民币的上海一战。”张振国说，“但一开始效果让人失望。我们第一批投放下去的人民币并不多，也根本流通不动，只是浮在市面上。”

人民币遇阻，首先感受到困境的是进入上海的大批部队。“最直接的影响，是战士们没有盐吃。这很要命，没盐吃体力跟不上啊，我们一个团十几个连的基本生活没保障了。”丁公量回忆，“渡江以后，我们按照要求把解放区货币统一上缴换了人民币，但进城后，发现拿着钞票用不了。南京路上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大小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后来，我们向总前委打报告，上面给每个连发一个银元用来应急。”

银元

银元在上海的备受青睐由来已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世界上白银储量最多的地方:大约达4亿盎司——上海差不多就是一个中国的总银库。“因为大家都认为上海租界是一个安全之区，周边的地主、内地钱庄、富翁、印子钱老板和军阀都把他们的银子尽量运到租界里面来存放。”杨仲文说。

上海已经不止一次处于银元投机风潮的包围中，如今，银元投机的环境再次浮现。《上海大公报》当时的一则消息描述了九江路外滩中央银行令人窒息的挤兑情景:“四川路迦陵大楼到福州路一段，由早4时到9时就人如潮涌，不准行人通过，连很多银行机关职员都无法进去办公。记者于早晨进入某大楼，出来时人群更挤，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冲出重围，回来检视，大衣袖口纽扣上扎牢女子头发一大撮。中央银行挤兑的人把附近大厦的门口都堵塞了，住在大厦里的人们冲了好久没有突围，便在一楼开了一面大窗，用一块条板搭在挤兑的人头上，才能走出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