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天子为何会喜欢《枫桥夜泊》诗

既然唐武宗不喜佛教，他又怎么会喜欢那首让寒山寺扬名的《枫桥夜泊》诗呢？李天石教授表示对此没有研究，但他建议记者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考虑。

专门从事心理分析的陶老师热线的心理专家认为，唐武宗是27岁继位的，对于一个政事繁忙的一国之君来说，此时才尤其偏爱一首诗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追溯起来，这可能要和唐武宗幼年的处境以及内心深处的意愿有关了。

其实，相对于立储之争，幼年的唐武宗的日子并不艰难。按照嫡长子继承制，作为唐敬宗和唐文宗弟弟的他，根本就不奢望做什么皇帝，只是游离在权利斗争的边缘。但是，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权，任意废立皇储，玩弄皇帝于股掌之间，这对于年幼的他来说确是一种极度的愤怒，同时也伴随惶恐、痛苦和焦灼不堪。历史已经证明，唐武宗总体而言是个好皇帝，有抱负，有魄力，有建树，很显然，这些品格在他幼年时期已显端倪。对权利斗争一知半解，对未来岁月的茫然无措，对宦官任意弄权的严重不满而又无能为力，这一切让他惴惴不安。他因此一直都在寻找一种内心的安宁，想忘掉不快。当他接触到张继的《枫桥夜泊》诗时，感觉到了一个最具诗意的语言构造出的清幽寂远的意境：江畔秋夜渔火点点，异乡旅客卧闻静夜钟声。这种境界对于找不到出路的他而言，无异于是世外桃源，也许，只有在此诗中方可寻得内心想要的那种与世无争的宁静。因此，刻碑留念或许便是他寻求永久宁静的一种方式。

唐武宗死后，被安葬在位于陕西咸阳三原县东北17公里徐木塬桃沟村北的端陵。那么，他的陵墓内到底有无那块《枫桥夜泊》诗碑呢？

盗墓贼有无发现那块《枫桥夜泊》诗碑

陕西咸阳三原县文物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端陵尚未进行过考古发掘，也尚未对游人开放。据其介绍，端陵在历史上曾被盗过，至于盗墓者是谁，众说纷纭，不过焦点都集中在两个人身上。

第一个人是大名鼎鼎的黄巢。理由是黄巢在退出长安城后，唐军大将高骈在写给唐僖宗的奏章中，曾说到“今则园陵开毁”。

第二个盗陵的人是温韬。温韬是五代时梁国人，祖籍是华原（今天陕西的耀县），曾任耀州、崇州、裕州等地节度使，镇辖关中地区。传说温韬生下来时，刚好有匪星陨落在昭陵（李世民墓）所在山上，迷信者遂传，有一个将给唐皇陵带来灾难的人物出世了。结果，温韬在长安做了七年行政长官，关中地区几乎所有唐朝皇陵，就是他趁战乱时动手掘掉的。温韬盗掘唐皇陵是有案可稽的，不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有明确记载。《旧五代史·温韬传》载：“唐诸陵在境者悉发。”《资治通鉴》说：“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新五代史·温韬传》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惟乾陵风雨不可发。”而乾陵侥幸躲过灾难的原因，是因为温韬这个人特迷信，就在他派人挖掘乾陵的那一天，风雨大作，温韬认为这是天意，就打消了挖掘乾陵的念头。

至于端陵被盗何物，由于历史久远，根本无据可考。那么，唐武宗陵内有《枫桥夜泊》诗碑一说能成立吗？该工作人员表示，此前从未听说过，也没有从史料上看到相关记载，估计是后人附会的。

历史上果真有几起刻碑丧命事件印证武宗诅咒？

虽然这只是传说，但无风不起浪，传说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其他人刻写了《枫桥夜泊》诗碑，这些人的下场是否真应了唐武宗的诅咒而“必遭天谴，万劫不复”呢？

经查证，《枫桥夜泊》诗碑民间（相对于帝王之家而言）始刻于北宋，作者为翰林院大学士郇国公王珪。王珪自刻碑后，家中连遭变故，王珪本人也暴亡。第二块《枫桥夜泊》诗碑的作者是明朝书画家文徵明，诗碑“玉成”不久，文徵明亦身染重疾，在世间受尽病痛折磨，含恨辞世。清代大学者俞樾是第三块《枫桥夜泊》诗碑的作者（现苏州寒山寺内的《枫桥夜泊》诗碑即出自俞樾之手），清末光绪三十二年，江苏巡抚陈龙重修寒山寺时，有感于沧桑变迁，古碑不存，便请俞樾手书了这第三块《枫桥夜泊》石碑。俞樾作书后数十天，便倏然长逝了……

松井石根恐惧诅咒中止夺碑计划

时空再回到1939年的苏州，钱荣初刻完《枫桥夜泊》诗碑后立即暴毙了，在《枫桥夜泊》诗碑的历史记载中私刻诗碑的人都“万劫不复”了，这让松井石根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此碑真的是烙上了千年的诅咒，只配帝王把玩和拥有，凡夫俗子怎能去享受帝王的尊荣呢，难怪会应了诅咒，不得好死啊。日本天皇虽也是一朝天子，但他是异国之君，万一也难以跳出唐武宗诅咒的怪圈，那该如何是好呢？

松井石根越想越怕，他怕盗夺诗碑的行动会“妨主妨己”，遂打消了掠碑的念头，并将“悟”出的道理电呈裕仁天皇。天皇经反复权衡，准奏。

于是，松井石根彻底放弃了这个计划。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起发生在明媚三月寒山寺门前的命案，已渐渐从人们记忆里消失了。当然，在这个世界上，类似千年诅咒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并不存在的，但发生在《枫桥夜泊》诗碑之上的桩桩“怪事”又该如何解释呢？发现周刊记者经过调查，揭开事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