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北京的火车上，于会泳对大家说，回去后对谁也不要说这里的事，否则会受干扰。我回京后就向市委汇报详情，并说要写建军五十周年剧本，已分配张天民写大庆，张永枚写赤水，我写井冈山。我不熟悉军队生活，有为难情绪。市委黄书记说，你的事难办。我说，你是领导，你得想办法。于是，就安排我除夕之夜住院，一开始送到朝阳医院，听说周扬住在那里，连忙换到三一医院，躲在病房里改写《金光大道》第三部。1976年4月清明节发生天安门事件，在天安门广场清场之时，我接到市委一个紧急电话，要我赶快离京上《井冈山》创作组。

当时江青有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好感。有时在钓鱼台开会，她会问，浩然同志请来了吗？在文艺会上她曾这样说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高产作家。

当年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学方面。毛泽东曾称赞袁的诗，江青让袁当副部长，是看着毛泽东的面子，但江青嫌袁的岁数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胆子太小，顾虑重重。

江青没透露过要我当副部长，但我感觉到她要抓我。她对于会泳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领导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 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又想当官又要创作是不行的，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不进这圈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圈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是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我曾跟吴德说，可别让我当官。吴德说，我当不了家，我不好说话。

后来有文章说据刘庆棠透露，1975、1976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联、作协，内部已有安排我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考虑。江青确实有把我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予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

1976年9月，我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我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由于大会堂空调较冷，我因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我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

“四人帮”垮台时我正在上海出差，消息是《收获》老编辑郭卓偷偷打电话告诉我的，说北京抓了几个人，上海不能久呆，赶快回京。我胡乱猜抓了哪几个人，独独漏了王洪文。

摘自《浩然口述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