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是我被叛徒江青完全欺骗的阶段，除了送黑信、写《西沙儿女》被她利用以外，我还按照她在一份简报上的批示，到西四北小学参观，写了一首儿歌，我还自动地到过江青鼓吹的小靳庄参观，写了一篇散文。这些都直接地为这个阴谋家捞取了政治资本。这期间，当江青送材料给我或让我看了电影《中国》以后，我给她写过信，还向她汇报过《西沙儿女》的主题思想和写作过程(到1974年秋天以后，再没有给她写过任何信)。这些信虽然没有一封是“告状”的，没有一件反映别人别事的内容，却有不少“感激”她、恭维她的话，这些反映了当时她那假面具和特殊地位对我的欺骗很严重，也暴露了我把毒药当蜜糖吞吃的那种“得意”情绪。
1975年是我对叛徒江青的丑恶面貌有所认识的开始。1月初，我在密云县深入生活。有一天夜间，我跟县委书记何奇珍同志下乡回来，互相信任地谈起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些令人不满的现象。何奇珍同志为一些好作品和老作家被压迫鸣不平，嘱咐我小心。忽然，他忍不住地当着我的面骂起江青，她算什么东西，信口开河……她一个人就代表党了？这是我头一次听到这样正义的声音。当时，我虽然只是点头，没有也附和他骂江青，但是，这声音对我的思想震动却是很大的。仿佛这是个信号，后来我在农村、军队，在一些文艺工作者和老同志那里，经常听到咒骂江青和张春桥的声音。这些启发了我，教育了我，使我渐渐地看清了党心、民心和军心所向。我对江青开始反感了，怕她了，小心地躲避她了。到了7、8月间，关于江青的所谓“谣言”流行起来，使我进一步明确了不再跟江青靠近的念头。9月16日，我正在延庆县山区农村体验生活，突然接到市委的电话，说江青让我到大寨去，我17日赶到大寨，参加二十几名文艺工作者的集会。这是我第四次在小范围场所见到江青，也是最后一次。
在大寨，我亲眼看到叛徒江青的下流表演，她追查所谓“谣言”，疯子一般地骂人，逼《创业》作者给毛主席写信承认“错误”，说那实际上是反攻的信，还说“写了信别给我，直接送中央”。当时，我虽然对中央的斗争情况并不清楚，没有识别出江青跟王、张、姚等人搞的是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路线，也没看出江青有篡党夺权的野心，更难以辨别正在被追查的“谣言”是真是假。但是经过几次接触，逐步地有了一些实际感受，我感到江青这个人的灵魂十分肮脏，作风很不正派，反复无常。我对她的一些言行由不满到厌恶，联想到7、8月间我所听见的有关她的丑闻，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倒台了。我不仅害怕她，而且憎恨她，我告诫自己，今后决不能再跟她靠近了。在大寨的第二天，往食堂的路上，我被于会泳等人伴随着的江青拦住，她问，你听到什么谣言没有？我回答她说，没有听见。她用不相信的眼神盯我一下，我赶紧说，不信您去调查，我一直在乡下，那里闭塞得很。吃饭的时候，江青正式给在场的文艺工作者布置写作任务：重写《创业》、大改《山花》、新创作《井冈山》、《长征》和《四渡赤水》。她让我跟一位导演合作搞《井冈山》，我不肯接受，再三推脱都推不掉。江青跟于会泳还分别三次宣布纪律。江青布置所谓创作的“任务”回去后对谁也不许讲，要保密。回到北京，我经过思想斗争，第二天终于向组织做了汇报，并直接跟市委主管文艺工作的书记表明不愿意执行江青交给我的这个写作任务。那位书记说，拖拖看。我就藏到军队写小说。1976年春节临时回京探亲的时候，刘庆棠让人通知我，春节后参加电影会议，责令《井冈山》等创作上马。我为了逃避，又通过市委领导在初二躲进军队的三一医院，继续偷偷写小说。领导、周围的同志，以及三一医院十三病室的医务人员，不畏风险地支持我这一行动。我之所以不像接受西沙之行差事那样热心积极地接受写《井冈山》的任务，是因为四点：第一，我对江青这个人有了看法，过去认为她代表“党”、代表毛主席的这种糊涂观念已经破灭了；第二，我听传说《创业》作者那封告江青的信，是邓小平同志转给毛主席的。邓小平同志支持了《海霞》，江青才打击这部电影的编导，感觉到这里另有斗争；第三，写毛主席革命实践的《井冈山》创作，为什么保密，使我怀疑；第四，毛主席那个矛头直对江青，关于《创业》的批示，给我壮了胆，开始觉得江青不得人心，她再要胡闹下去，早晚得被批评。可是，1976年2、3月的形势，又使我糊涂了：不得人心的江青通过组织手段疯狂地追查“谣言”，越来越得势。江青所仇视的邓小平同志反而成了“右倾翻案风”而遭到批判。我对真相不了解，又不想无根据地胡乱猜疑，心里十分害怕。这时，我从个人安全出发，心想，如果得了势的叛徒江青发现我对她三心二意追查起我躲避她、抵制她交给的任务的事情，知道我底细的渠道很多，难以保守住秘密——我必须改变躲避她的策略，免于暴露、免于毁灭。因而，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那天即4月5日，我怀着沉重的痛苦心情奔了长沙，追上了2月9日就开始工作的“井冈山”剧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