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错了。如今要求我回答的是向党、向人民认错、改错。而最好的认错、改错，是拿出实际行动。我要跟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肃清他们对我的毒害，深入到农村火热的斗争中去，改造世界观。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把步子迈正，把创作搞好。我现在虽然身体不行了，但还年轻，还能为党工作一二十年。我要用党和人民给我的笔，写出较好的作品，以功补过，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誓言，更是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要求和希望。我是有信心的。这个大跟斗跌得很重，是损失，也是收获。如果能从积极方面接受教训，会成为宝贵财富，使我受用终生，我将变得聪明起来、坚强起来。光明的中国，自有每个革命者的光明前途。迷途知返，我要勇敢地前进！
我的检查很不深刻，我愿意继续检查，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这篇思想检查实际上是大会召开后，我以会议发言为蓝本写的。主持会议的是市委文教组的王利民，他说我很真诚，说的都是真心话。他说得对，我的确没有半点隐瞒。但那是70年代，写什么都要加一大堆套话，所以今天读来好像是在敷衍。当时刘少奇还未平反，我将他和“四人帮”、林彪并列在了一起。这篇文章本来是给《北京文艺》写的，但市委看了不同意发表，认为没必要把我的错误大肆宣传。他们有自己的考虑。
关于和江青，我觉得还有些补充。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关于《艳阳天》的，她说看到小石头的死，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作为读者，她的看法和我很相近。她很喜欢《艳阳天》。说实话，第一次见面，我对她印象不错。她请我看的苏联、日本电影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我不愿和她一起看，太紧张。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好多人眼里都流露出嫉妒，这我心里明白。有些军队上的人让我给江青转信，我从没转过。因为觉得转了她也不会看。信的内容并不像后来传的那样是效忠信，只是一些具体事务，军队的、地方的事向中央反映，没什么特别惨、需要帮助的。
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是调用海军飞机送我们去的西沙群岛。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赵 紫阳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机跑遍西沙诸岛，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懂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
那时在西沙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张永枚写诗较快，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全稿。
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
那次被市委从延庆叫来，就是让我去开会的。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门前，我走进会场，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迎出来说，会议已开始，怎么才来？这是谢静宜。到了大餐厅，坐了几百人。谢静宜说，他们到了。我们正要低头找位子。江青站起来说，还往哪走？就坐这儿。让我们坐到她那一桌。那天江青把张天民骂了一顿，说无大错，还有小错。张永枚被江青点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有一次别人刚扫完，他又扫，走近告诉他，他竟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人看。
后来，张永枚变得有些不正常，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说月亮很圆，一会儿说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门，他老是把门反锁上，非常紧张。听说他后来曾送进精神病院，前些年他还给我寄过材料，有过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