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桥剧场第一次跟江青见面，她装出一副“热情可亲”的样子，开口就问，浩然，我过去是不是亏待你了？使我不知如何回答。她又说，你这么年轻啊！你写了那么多东西，我周围有你许多崇拜者，他们喜欢看你的小说，资产阶级不欣赏你，等等，把我大捧一通，就胡乱地谈论起《艳阳天》小说和电影。她还说，你的《艳阳天》我看过。请你原谅我，《金光大道》没看。我工作忙，眼睛也不好了……她还指示在场的于会泳等人：你们以后有这方面的事情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请他看戏，不要怕人家批评，你们几个里边没有懂小说创作的，等等。
我是农村干部出身，过去对叛徒江青的丑恶历史一无所知，我把她看成是“中央领导”，尤其错误地把她看成是“代表”毛主席的。她接见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学写作者，本来出于反党目的，是拉拢我，扩充“四人帮”的势力，我却误认为她这样对待我，是体现“党”的关怀，以为她过去“抓”了样板戏，这回要开始“抓”小说创作了，心里很高兴。可是，当她向于会泳等人说有“这方面的事情请教”我的时候，又怕这是让我“当官”的信号，很紧张。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只要不遭受打击就行，愿意踏踏实实地写作，别无企图。所以，最后江青问我，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吗？我赶忙说，希望党多给我写作时间，千万别让我做组织领导工作，我水平低，连党小组长都没有当过，我只有用笔才能为党做些有益的事情。她令人奇怪地回答一句，你这个人真客气。这次叛徒江青接见，我非常高兴，原有的恐惧心理立刻消失了，错误地认为这一回我的工作被“党”承认，以后可以安心地写作了。我当时这种怕挨整而喜欢被“拉”的思想状态，就成了我以后上当受骗被利用、犯下错误的毒害根苗。
果然，四天以后，也就是1月28日凌晨，我跟叛徒江青的第二次见面——在钓鱼台与另外两个人一起接受了充当她的“代表”、到西沙前线送黑信和批林批孔材料的“任务”。当时正是春节，客人往来，忙得报没看、广播没听，不知道西沙打仗的消息，直到进了钓鱼台都坐在会客室里，我都不知道半夜三更地找我们几个来干什么。过了一会儿，江青从另一间房子里走进来，说，西沙这次胜利，主席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很想去，脱不开身，请你们几位代表我去慰问前线军民。还说，你们回来，可以写诗，写报告文学，写散文，我等着看。
江青派给我们这个任务，是蓄意破坏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是干扰军队，为她当“女皇”捞取资本；在我个人来说，是被阴谋家利用，是充当他们搞阴谋的工具。我却糊涂地认为这是“党”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觉得很“光荣”。我是搞文学创作的，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资格去充当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代表”、干送信和散发材料的角色，而我却没有抵制，没有拒绝。可悲的是，我连抵制、拒绝的念头都不曾有，就乖乖地遵命了。
第三次跟叛徒江青在小范围场所见面，是从西沙回来的3月5日晚上，接到市委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当时在场的除了我们三个之外，还有“北影”、“乐团”和“八一”电影厂的十几个人分头做汇报。在这个会上，我亲眼看到叛徒江青一怒之下就宣布了一个曾经受她重用的文艺界领导干部的政治死刑，当场让秘书取来那个干部的材料袋子。我跟江青坐的距离比较近，匆匆地朝那袋子上看一眼，瞧见上边写着人名和号码，心里不由得一惊，暗想：这样被江青重用的人物，她都准备着随时打击的材料，实在太可怕了。我还联想到《欧阳海之歌》的作者曾经被她重视过，后来又被投进监狱的实例，我的那种“可以安心写作”的幻想开始动摇了。我强忍住惶恐，做自己的思想工作：她是中央领导，不会随便诬陷人的，自己往这方面想多了，倒会犯错误。我就这样压下了自己的波动。两天以后，接到跟我同去西沙的那个诗作者的电话，说他写的“诗报告”不仅完成，而且江青看了，批准了，立刻就要发表。我十分紧张，因为我要写的作品还没有构思好。我唯恐落后，急忙追赶，拼命地写了两个星期，把《西沙儿女》全部起草出来了，同时打印，立即送江青审查。大约在三天以后，于会泳就给我打来电话，说：首长(指江青)不看稿子了，作者自作处理，我们保留批评权。江青不看稿子，还要“保留批评权”，使我的精神有些紧张，怕被抓了小辫子而挨棍子，于是在修改的时候，越发向“诗报告”靠拢，认为那样保险系数会高一些。很多毒素就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注入的。在“奇志篇”中，我用了“庐山劲松”，是受“诗报告”的“启发”，很自然地因袭下来的。我当时甚至觉得用那张照片，比用一条语录形象，自欺欺人地认为有主席题诗，不会错。在修改定稿时，我又塞进了江青的一句黑话，即“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是我经过思考、自觉地这样做的。当时我在广州石岗修改稿子，军营里放大喇叭，正播“诗报告”。当我听到诗里边的那句话的时候，心里一动，想起在文化部“创办”讨论修改“诗报告”的时候，于会泳曾说他专门找江青核对过那句话。那句话既然是江青及其亲信所重视的，如果我在作品里不引用，很可能使江青怪罪，起码会有所不悦。于是，我就在校样中间找了个地方，把这句话填了进去。这样一来，这句黑话，加上“庐山劲松”的照片，就构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叛徒江青是西沙自卫反击战胜利的精神指导者和鼓舞者，我给江青树了碑、立了传，这是在政治上犯的严重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