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王任重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1966年7月17日,毛主席接见三批外宾。接见完了,当天离开了武汉。
7月18日,毛主席安全回到了北京。
致信江青:一封特殊的“预言书”
毛主席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中心思想显然是他在滴水洞思考过了的。说是给江青写的,但毛主席还是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把党内的政治问题,采用家书的形式写给江青呢?我认为里面主要阐明左、中、右的现实和这种政治现象的未来归宿,而这时的林彪正在成为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同时林彪大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两个问题毛主席都不便于公开讲。给江青写信是要让她对政治问题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数,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
为了让读者比较详尽地了解这一段历史,现将毛主席给江青信中的有关片段摘录如下:
江青:
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杭州——本书作者注,下同)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注:滴水洞在杭州的西面,毛泽东由杭州而去)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太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注:有诗写武汉“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已有十天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我的朋友的讲话(注: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引用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政变事实,要求全党高度警惕,并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看了很不舒服,历史就这么怪,强调警惕政变的人到头来自己搞起政变来了),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注:《 毛泽东选集 》),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长,下次再谈。
毛泽东 七月八日
毛泽东的信写完后,叫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留存,原信寄给了江青。然而,江青不但没有帮上毛主席的忙,反而所作所为与毛主席背道而驰。她接到毛主席来信后感到自己不得了啦,变得猖狂起来,成了一位“复仇女神”,后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毛泽东这封信,也不失为一部“预言书”。林彪出逃(只过了6个年头)后,中央把这封信作为批林整风会议文件下发。于是,毛泽东这封信便显得“高瞻远瞩”了,人们说,毛主席对林彪看得太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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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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