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那时对叶群代林彪谈的这些问题，虽然半信半疑，但毛主席对罗瑞卿同志的看法变了。

第三天，毛主席要见杨成武同志，我打完电话，杨成武同志很快来了。我陪他去会客室，见毛主席，并告诉他谈话不要超过2小时。杨成武同志跟毛主席谈话1个多小时就出来了。

1965年12月上旬的一天，毛主席从杭州来到上海，12月8日至15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都不知道会议内容，在毛主席住所休息室等候。

谢富治东张张，西望望，发现罗瑞卿总参谋长没有来。于是就问:“罗总长怎么没有来？”其他一些同志都站在一旁闲聊，没有谁去搭理他。谢富治这边转转，那边看看，还是没有看见罗总长。他又问:“罗总长没有来，是不是忘了通知他？”

叶剑英同志看他老问这个事情，便说:“主席不会忘事。”看来叶剑英同志已经知道了一点来头。

这次上海会议是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是头一次会议，是不可能让罗瑞卿到会的。会上，主要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问题，罗列了许多罪名。罗瑞卿同志一直不承认那些不实之词，再三说明自己是支持和拥护林彪的领导的。他受了不少冤屈！

九一三事件后，对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偏听偏信不好，我也是半信半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以后对罗瑞卿同志的冤案做了彻底的平反。

《二月提纲》收发内情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回到杭州汪庄。

1966年1月中旬，毛主席由杭州来到武汉，住在东湖宾馆。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同志来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 二月提纲 》的问题。当时毛主席问了一些情况，没有说不要发表。在北京经会议讨论修改后，2月12日，《 二月提纲 》下发了(这个文件我看了一遍，后来不知为啥收回去了)。以后才知道，这个文件是彭真同志批发的。康生看到文件后，心里非常不舒服，他说:“这个文件没有给我看。”

很快，康生把这件事告到毛主席这里来了。康生要开会批彭真同志。他想先开个预备会，统一一个口径，然后正式开会批彭真同志。但是康生会前没有找毛主席商量好。4月的一天，在杭州汪庄，毛主席要秘书徐业夫通知开会，他通知了刘少奇、邓小平、康生、彭真，这样，康生想开两次会议，变成一次会议了。在会上当面锣对面鼓，该怎样批呢？

康生在会上一本正经地说: “我反对《 二月提纲 》。《 二月提纲 》发出前没有给我看，我不知道，文件发出之后我见到了，这是彭真批发的。”

康生是一个精于权术的人，《 二月提纲 》是2月12日印发全党的，康生看到势头不对了，便见风使舵，进行反戈，极力攻击彭真同志，说《 二月提纲 》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同志说:“文件经过会议讨论，修改后，送康生看了才批发的，怎么没有给他看呢？”会议开了半天，就围绕看没看而争论。毛主席说:“把《 二月提纲 》收回来。”这样会议结束了。

参加会议的同志走出大门，我站在大厅门口，这时康生走来了，他冲着我阴阳怪气，没头没脑地问:“张耀祠，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我5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