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作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相信严俊昌一定很难体会万里此时的矛盾心情，因为无论是宪法还是中央文件，依然明确规定“包”为禁区。

八、“张浩事件”

1979年的早春，安徽、四川等地农村的骚动，直接引发了北京及中南海的特殊关注，兴奋、担忧、不安和恼怒交织在一起。

1979年1月，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王任重任农委主任，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任副主任。这一年，杜润生已经66岁。从1962年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毛泽东撤销之后，这位原秘书长也因为邓子恢的挨整一直被晾在一边。毛泽东当年的语气很不客气: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过一件好事”。

临上任之前，不少老同志劝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千万不要再搞包产到户了。

但是这个“蛰伏”了17年的老人早已有了自己的目标。很多年后，年逾90岁的杜润生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感慨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境:“包产到户，1979年初得到安徽、贵州等地大量事实的正面印证，使我将家庭经营引入合作制的信念更加坚定起来。”他坚信:“农民的要求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历史终归会向合理的方向发展。”

3月1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由杜润生主持，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和全椒县委书记王杰代表安徽参会。

15日，周曰礼发言。他谈了整整一天，说的都是这半年来安徽搞包产到户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回忆起1979年在北京召开的这个会议，周曰礼至今都心潮难平:

搞包产到户的好处我讲了好几条，结果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对。湖南的农委主任拍着桌子差点儿和我打起来，争论得非常激烈。为向华国锋汇报，会议起草了一个会议纪要，纪要是由农业部的一个副部长起草的。对于他的稿子，会上就我一个人表示不同意。我认为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不能等同，包产到户仍然承认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承认按劳分配。就为这个意见，会上统一不起来。后来杜润生对我说，你把你的意见单独写一个稿子，作为纪要的一部分，你单独向华国锋汇报。25日(按杜润生的回忆应为20日——引者注)下午3点，汇报会开始，杜润生念完会议纪要后，我接上去念我的稿子。华国锋很奇怪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杜润生解释说，会议上意见统一不起来，请华主席最后来拍板。

杜润生的“两个会议纪要”安排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那天，华国锋没有对包产到户的对与错表态，他问了周曰礼很多问题。然后把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叫到一边说了些什么，王任重就走开了。后来周曰礼才知道，王任重是奉命给万里打电话去了。这个电话转了好几次，才终于在嘉山县找到了万里。

王任重劈头问万里:“你们安徽搞包产到户到底搞了多少，你们那个会议代表大吹特吹包产到户，你们省委知道不知道？”

万里在电话那头说:“知道，周曰礼同志是我派去的，他的意见省委已经讨论过了。现在是春耕大忙时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先稳定下来，等秋后再说。”

这天下午的汇报会，一直从下午三点开到晚上九点半。华国锋做了一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他很委婉地讲了湖南洞庭湖地区双抢的经验，以此说明组织起来的分工合作可以提高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特别提到不要“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