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陈永贵的出现，顺应了毛泽东的理想。

1964年开始，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成为中国农村的先进典型。毛泽东亲自题词“农业学大寨”。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到上世纪 70年代中后期，不仅是农村，学大寨运动甚至进入到全国各行各业。10年“文革”，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魔术般地从虎头山走向中南海，荣升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陈永贵致信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了“过渡”计划。该计划的第一条就是将“农业六十条”规定的三级所有，过渡到大队所有。陈永贵坚定地说:这种过渡“势在必行”。身心俱疲的毛泽东没有予以答复，只是转政治局讨论。在那个年代，为了学大寨，县里公社常常会强迫农民铲掉花生、豆子，种上麦子或高粱，因为要“以粮为纲”。至于任意没收自留地、任意没收农户自家养的鸡鸭猪羊，更是家常便饭，这类行为被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要学大寨，首先要割的就是这条“尾巴”。

与此前的中央“农业六十条”相比，这种大寨路线显然已经严重地偏左了。但中央依然认为还不够。

1976年12月，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个月，中国百废待兴，华国锋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再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距上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只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可见，在那个时候，从毛泽东到华国锋，大寨这个典型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三、交锋

1977年的冬天到来了。

北京。197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会议形成一个汇报提纲，即《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党中央随即以1977年49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汇报提纲。

座谈会将已经严重偏左的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又一次推向了极端。如此这般，农民本来就被割短的“资本主义尾巴”将一点不留，农民本来就缺少的自主权将荡然无存。许多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各省干部回忆起十几年前的那场大饥荒，无不心有余悸，浑身发冷。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1977年11月15日~21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万里等人力排众议，最终以省委决定的方式出台了“省委六条”。

“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农活的不一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不急于搞“过渡”；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

万里在会上说:“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主要靠政策，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

此前无人敢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生产”。

很显然，安徽“省委六条”与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安徽“省委六条”，彻底否定了“穷过渡”的发展方向。

这是一出对台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