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深知，“六条”在这个时候出台，犯了大忌，也犯了天条。但这个出身于孔孟之乡、深谙圣贤之道的秀才心里有底。他说:“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吧？”

1978年1月4日~26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机械化会议，要求省委一把手参加。万里拒绝了。他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替他去。临走前，万里嘱咐说:“你去了只听只看，不发言不吭气。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回来后也不必传达。”

很多年后，万里回忆说:“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经抛弃了学大寨那一套，而必须改弦更张，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们当时的决心是，不管上面那些假、大、空的叫喊，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切实实解决面临的许多问题。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在我们权力范围内做我们应该做、能够做的事。”

对于“六条”的效果，万里派他的记者朋友张广友和吴象到农村听听反映。张广友回忆说——

我们到了六安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正赶上他们宣讲六条。广场上人山人海。台上，干部拿着文件一字一句地念，台下，群众侧耳静听，鸦雀无声。文件刚念完一遍，台下就喊，再念一遍！每当念到了群众喜欢听的关键地方，比如“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时，台下有的群众就高喊，再念一遍这句话！我问身旁一位老汉，这六条，哪一条你最高兴。他说，我都高兴，最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受限制。生产队干部说，我们最高兴的是专门写了一条，“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明确规定了生产队在保证完成上缴任务的前提下，有权因地种植，任何人不得干涉，这下子瞎指挥可行不通了，今后再也不会出现毁了花生种稻子，拔了瓜苗种玉米之类的伤心事了。

听了张广友的汇报，万里非常高兴，他说:“生产队自主权是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它种什么，生产什么，本来有权自己决定，现在却要由上面来决定，那它还有什么积极性？自主权的实质就是要生产者真正当家做主，这既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也是尊重农民权益最基本的内容，没有这个，还谈什么独立核算？还谈什么经营管理？还谈什么调动积极性？”

这是30年前一位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从农民冰冷的灶台和干瘪的肚子中悟出的道理。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已经离开我们这个执政党很远很远了。

很快，张广友下乡调查后写出一篇重头文章。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这篇新华社通稿，题目是《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还配发了题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评论员文章。

1978年3月，万里亲自在《红旗》杂志撰文，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新华社随即向全国转发。

这边，万里布置记者写文章为落实生产队自主权鼓与呼，千里之外，也是在同一时刻，陈永贵的动作远比万里要声势浩大得多。

春节过后，陈永贵召见时任新华社驻山西记者宋莎荫。宋此时已在昔阳县委任职。陈永贵要求宋组织驻昔阳、大寨的各新闻单位人员，针对当前新闻宣传上的消极和错误的舆论，写文章进行反击。

当时，在大寨有一个极为特别的新闻组织，这就是中央、省地级通讯社、报社、电台驻大寨昔阳的记者联合组织起来的“驻大寨联合记者组”，不管你是哪一级、哪一家新闻单位，都用这个名义采访、写稿子。

宋莎荫传达了陈永贵的指示。但记者们大致了解这件事情的背景，知道这是冲着安徽的万里去的，都感到有点为难。大家议了议，最后决定，只讲大寨、昔阳经验好，不去讲人家的不对，不交锋，不骂人。

但后来陆续发出的文章，依然可以嗅到浓浓的火药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