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回到合肥，派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再去作专题调查，商讨对策。几番调查和研究之后，搞出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正式“草案”。这是1977年的冬天。

安徽“省委六条”出台，迅速在省内各地推行，效果颇为显著，农村冬麦的播种率大大高过以往。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长篇通讯《一个省委决定的诞生》，还配发了编者按。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途中，郑重地向当时四川省委负责人推荐了安徽的“省委六条”。

而在北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看到报纸后，非常生气地说，这六条，条条都是冲着大寨来的！

很快，春节就要到了，陈永贵返回昔阳县，组织大寨联合报道组对安徽的“省委六条”开始了强力反击。

时值1978年早春，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年份，北京、安徽、山西，这个中国版图上的三角点，围绕着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开始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政治大角逐。但是，发人深思的是，最离经叛道的、势力最为弱小的一方，却渐渐占据了上风，并且由此引发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变革。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接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

30年后，当我们试图再现这场历史正剧之前，有必要对此前的中国农村制度变革做一简要回顾。

二、历史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在自己的根据地开始了土改运动，将高度集中的土地分配给了农民耕种，并以此获得了中国农民的热情拥戴，也因此让感恩戴德的农家子弟，义无反顾地上前线打天下，并终于在1949年打下了江山。随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陆续铺开。80%的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得到了土地，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购买牲畜，添置农具，兴修水利，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这一朴素的信念让中国农民在随后近30年的折腾中，即便处在极度的赤贫中，也没有根本动摇跟党走的决心。

1953年，全国开始互助合作运动，但绝大部分是私有基础上的互助组和初级社。到195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855亿斤，人均占有620斤,比1949年的418斤提高202斤，这是全国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提出了批判农村“小脚女人”的右倾思想，提出要加快发展合作化。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一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而在此前只有14%的农户入社。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1957年全国基本实现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化。到1958年当年，就全面实现了公社化。在这一制度下，农民刚刚分到的土地、耕牛、大农具全部收归公有，生产力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破坏。公社化3年，正是中国20世纪下半叶最惨重的大饥荒之年。

1961年，面对饿殍遍野的广大乡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全省实验推行包产到队、到户的责任田，毛泽东含糊地批准他进行实验，这使得安徽的粮食迅速增产，并有余粮支援河南、江苏等地。但随即毛泽东严厉批判了安徽的做法，曾希圣因此被撤职。在此前后，浙江、山东等地，也有小规模的包产到户的尝试，最终都无疾而终，所有参与其中的干部，全部被整肃，无一幸免。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其中一大罪状就是推行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自此，“包产到户”犹如强力炸弹，谁碰谁将被炸得粉身碎骨。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场大饥荒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毛泽东亲自主持，由刘少奇、田家英等参与起草，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承认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显然，这是从激进的人民公社制度回调到了高级社时代，但毛泽东始终认为，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在内心所期待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绝不容小农经济肆意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