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非常小，上世纪60年代初的那场饥荒，让这个小村饿死了60人，死绝6户，全村只剩下10户，39人。从1966年到1978年，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人均年收入不足20元，每到冬春季节，全村家家户户扶老携幼，外出乞讨，无一例外。1100亩土地，竟有1000亩撂荒，集体经济只剩下3间破土房、1头牛、半张耙、1张半犁，根本无法开展生产。就这样，还成天被学大寨工作组折腾来折腾去，或斗私批修或割资本主义尾巴，每一家都有人被揪到台前批斗，每一家都有人当过队长。每年秋收刚结束，没等秋种开始，全村老小就筹划着该出门乞讨了。

1976年，县、区、社三级党委下决心改变这个队的面貌，派工作队18人进驻。工作队队长在社员会上说:“你们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了。今天，我们左手拿着社会主义鞭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牵着你们的鼻子，非要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来。”一个工作队员监督一户，干了一年，收粮 35000斤，人均口粮230斤，人均收入32元。工作队一撤，呼啦啦，人又都出去要饭了。

终于到了1978年，“省委六条”的东风也刮进了这个小村庄，这里也搞起了包产到组，从两个组分成4个组，后来又分成8个组，几乎已经是兄弟组、父子组，但依然矛盾不断，吵吵闹闹。

11月24日的这个冬夜，18户户主都集中到了严立华家中，他们终于作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决定——“分田单干，包干到户”。18人在一份合同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大家约定:土地分到户，瞒上不瞒下；秋后摔锅卖铁，也要将国家集体的任务交上；万一有人坐牢，其他的人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到18岁。

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第二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庭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冷汗，第一个反应就是——快让他们停下来。

“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一字之差，而性质完全不同。包干到户，农村土地真正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农民通过承包获得对土地的经营权，农民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简而言之，包产到户是农民对所种植的作物产量的承包，而包干到户则是对土地经营权的承包。这就是“小岗模式”的核心所在，如此模式，农民用和平的方式夺了集体的生产经营权，未来必将动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

陈庭元深知个中含义，深知若要杀头，第一个引颈待戮的就应该是他。

很多年后，当年带头搞大包干的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回忆说——

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公社党委就找到我，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连看三天，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说，你快带我看看。

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让他干三年。

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看了，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他又问，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委批你干三年，我批你干五年。

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