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文章是以驻大寨联合记者组写的，有些是《山西日报》写的，有些则是《晋中报》、《运城报》写的。山西日报社的计划是用12篇文章来进行反击。新华社记者陈大斌说:“这一场中国新闻史上少见的，地方党报向中央新闻单位发起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击，颇有声势，十分猛烈。”

1978年4月21日，《山西日报》将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的一篇内参修改后，以《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标题发表，随即中央就有人要求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文章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寨人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领导态度不明朗，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上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生产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

文章不点名地把安徽省委和万里一块进行了一次大批判。

张广友是在滁县农村采访时读到这天的《人民日报》的。当地的干部社员也立刻从文章中琢磨出了它的指向，显得十分担心和害怕。张广友立刻给人民日报社副总编缉李庄打电话。李庄说:“老弟，你还不知道吗？《人民日报》就是国际列车，谁都可以上，你有不同意见，你可以写文章，我们也可以照登。”

万里说:“既然《人民日报》领导说我们可以写文章。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

随即，和张广友同在滁县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南振中、沈祖润写了一篇针对性极强的文章——《落实党的政策，必须清除极左思想障碍——安徽滁县地区落实农村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新华社在7月4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第二天全文刊载。

李庄以及人民日报社高层的“国际列车论”，使得《人民日报》在当时成为了思想解放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窗口，但它更加特殊的权威性也同样制造了相当多的“麻烦”，此为后话。

不仅在安徽，在中国当时另一个农业大省四川，落实党的农村政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成了省委的中心工作，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收效。

从1977年秋天开始，四川省委颁布了一系列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措施，到1978年2月,四川出台了“省委十二条”，把按劳取酬作为重点，主要内容与安徽“六条”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一年，四川从春到秋，持续干旱，但却夺得了全省粮食大丰收。

到了秋上，中国老百姓和国家领导人嘴里，都盛传着关于“吃粮吃米”的民谚，安徽、四川等省农村改革的成就引人瞩目。

四、铁幕被掀动了

1978年，安徽全省遇上百年未遇的特大干旱。周曰礼说:“因为旱哪，天上飞的麻雀没水呀，飞着飞着就掉了，山上的野兔子从山顶下来找水喝，走到山半腰就死掉了，说明旱情严重到什么程度。”

这一年，安徽大部分地区10个月没有下过透雨，许多河水断流，水库干涸，连巢湖也干了。全省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0多万人口缺乏生活用水。到了秋季，麦子种不下去，大片大片的耕地抛荒。农民眼看生产生活无指望，非常恐慌。省委书记王光宇建议万里:与其抛荒，不如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发挥潜力，渡过灾荒。万里考虑良久，说:“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