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于最高领导人的宽松和宽容，会议气氛变得稍稍融洽了一点。但是此时在安徽、四川等地，却由于《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空气中的紧张和恐慌气氛陡然增大。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张浩事件”。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信上说:“……轻易从‘队为基础 ’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而编者按的语气则更加严厉:“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

这一天，七省三县农业座谈会正在召开期间，文章的发表无疑更加重了反对派的砝码。

在安徽，清晨6∶30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的这条消息，让万里心头陡然一震，他暗自惊呼:“要坏事！”

万里赶紧给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打电话:“我们该咋办还咋办，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

随即，以中共安徽省委的名义，省委办公厅向省内各地发出了8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

第二天一早，万里即刻下乡。他首先来到了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做工作，反复对干部社员讲:“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

在全椒县古河区，万里一下车，就被百姓围住了，大家愁眉苦脸，让万书记拿个主意。

“万书记，又要变咧？”

“谁说要变？谁吹这股风那股风，我们也不动摇，既然搞了就不动！”

“《人民日报》说了，要坚决退回去。”

“《人民日报》可给你米吃？可给你油喝？它就是公共汽车，你可以上我打票也可以上。”

面对县里的干部，万里的脸色变得十分凝重。他说:“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权益和长远利益，这要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篇读者来信就打退堂鼓。生产上不去，群众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要还是找《人民日报》要？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说，老百姓依然清冷的灶台和破旧的草屋让万里坚定了决心——哪怕走得再远一些，哪怕风险再大，也不能退缩。

在定远县范岗公社，一位生产队长吞吞吐吐地说，我们队现在还没有包产到组，春播无人干，社员一致要求学凤阳，县里领导坚决不同意。

万里直截了当地对生产队长说:“你那个队可以实行凤阳的办法，回去就搞，决不能耽误生产。”

年轻的队长又惊又喜又有点半信半疑:“我们说了好多次，公社都不依，说是县里统一布置的，你在合肥，怕说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