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霖教授对这些记载提出了几个明显的疑点:

首先根据这些大肆渲染所谓朱元璋文字狱的野史所说“表笺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之后”，也就是说明太祖在那以后开始留意天下所进的表笺，因此文字狱大兴。“意谓此时之前，太祖不甚注意诸司奏章，亦不晓儒臣所进表笺有讥讪之意”。然而根据历史事实，这种说法根本不能成立，事实上，“太祖在登基以后，即亲理政事，勤劳不懈，天下奏章，多亲自阅览批答，有‘一日数百件’之说”。也就是即便真有所谓的文字狱，那也绝不可能是直到洪武十七年之后才开始，应该是从洪武初年就有的。

其次，从这些所谓的文字狱的模式来看，几乎完全是同一个类型，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光是这两个简单雷同的谐音就占据了大半的案例，那就导致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要么，是这些所谓的文字狱中的当事者同时约好似的使用这些字，而且在洪武初年到洪武十七年都没有用，突然在洪武十七年之后的同一年用这些字，然后就导致了所谓的文字狱，但这显然不符合情理；要么这些案例是有先后的，而且从记载来看，也确实并非是同一个时期，但这又导致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此何以既有极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如果说是因为捉摸不定，才先后触网，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案件的模式实在雷同的近于小学生做练习一样，“生”谐音“僧”，前面有人因为用了“生”倒霉，那后面的人不用不就行了？怎么会至少五六个案子雷同的都是这样？

再次，根据这些野史的记载，因为这些文字狱，所以“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王传布天下”，似乎礼臣为了避免文字狱的发生，避免再有人触犯文字忌讳，就让朱元璋制定表笺格式，让人们遵守。但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呢？朱元璋确实制定过表笺格式，但是和所谓的文字狱却是半点关系都扯不上，而是为了遏止文辞华丽，但内容空洞繁冗的文风。

根据陈学霖教授的考证，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一共有五次。

第一次是在洪武六年九月，因为看见上书贺表里“多用四六骈偶，文华而辞蔽，有害直言”，于是就从唐宋名家的表笺，里挑了柳宗元和韩愈的两篇作为范例，“颁布天下以为成式”

第二次是在洪武八年十二月，因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陈，写了一万多字，说的事情却只有四件，“文繁词冗”，浪费时间，于是就制定《奏对式》，朱元璋自己做了一个序言，然后“颁示天下诸司”

第三次是在洪武十二年八月，朱元璋觉得“官府文移案牍繁冗”，不是多年经验的老吏不能通晓，可能导致“佞人借机玩法，殃及百姓”，于是命令“廷臣减去繁文，奏定成式”，让“诸司有所遵守”

第四次是洪武十四年七月，再次申明表笺不能用四六文辞，“务求典雅简明”，“所有名讳皆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了凶恶字样以外，没有其他应避忌讳”。

最后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朱元璋认为表笺里，“仍多务奇巧，文体骈俪，有伤辞意”，于是让刘三吾等人“撰表笺成式，颁于天下有司”

很显然，朱元璋颁布“表笺成式”，完全是为了提高办公效率，改革不切实际的文风，和所谓的文字狱避讳风马牛不相及。

根据上面的事实，陈学霖教授说”野史谓礼臣恐惧触犯文字忌讳，恳帝颁定表笺成式以为遵守乃无稽之谈，事实并非如此也”。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野史说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有影射朱元璋出身的嫌疑，所以导致文字狱。这一点恰恰是相当荒谬的，因为事实是朱元璋从来就没有隐讳过自己的出身，甚至相当坦然，毫无隐瞒毫无讳饰的把自己的出身公布于天下。